围绕亚投行的博弈事实上是围绕两条线展开的。
第一条是明线，主要以中美博弈为主。美国不仅一直反对亚投行，同时也明确反对自己的盟友加入亚投行。
另一条是暗线，主要是中俄博弈。事实上，作为可以与中美在军事与地缘政治领域并立的一极。俄罗斯一直不甘于在经济上被中国或者是美国整合，也要搞自己独立的体系。欧亚联盟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3月28日，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俄罗斯加入亚投行，使得亚投行又新增了一个重要的成员国。但是作为中国不同寻常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相对于其它发达国家成员国的加入，俄罗斯的到来显得“姗姗来迟”。在舒瓦洛夫副总理宣布俄罗斯加入亚投行前，俄罗斯并未像其它国家表现出较强的加入意向，使得俄罗斯的加入显得有些突然，而这种种戏剧性的转变更是不同寻常。

俄罗斯对亚投行初期的抵触

3月20日，同俄罗斯政府有密切联系的非盈利组织——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投行，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采访报道，虽然被采访的对象——俄罗斯德意志银行首席分析师雅罗斯拉夫·里索沃里克只字未提“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该网站还是玩起了“标题党”，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影射亚投行。了解俄罗斯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间龃龉的人都明白，这反映出来的是俄罗斯对亚投行的抵触。

俄罗斯在初期对亚投行出现抵触和疑虑的态度是有传统的。现代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在国际关系当中的行事风格有着其自身鲜明的特点：由于在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当中处于相对弱势，并且作为革命力量面对着旧制度的包围和敌视，苏联对国际秩序的安排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但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并扩展战略空间，苏联又必须作为一个大国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苏联在国际秩序的安排中力图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且难以妥协。

靠着这种行事风格，苏联霸气地占了联合国三个创始会员国（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席位，并且确立了“大国一致”的原则，通过规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拥有否决权，保证自己在国际事务当中绝对的发言权。当然，这种行事风格不是回回都吃得开，在苏联的经济实力从未达到过世界第一的前提下尤其如此。苏联对不利于自己的国际安排，特别是经济秩序的安排就采取抵制和拒绝的态度，并试图另起炉灶，建立一个自己主导的小范围的“世界秩序”。

1944年7月，当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苏联代表得知会议的议题是将美元定位为世界货币，自己将丧失货币主权时，他们选择了拂袖而去。1947年，美国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要求苏联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对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做出所谓的“改革”时，时任苏联外长的莫洛托夫高傲地宣布“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援助”。与此同时，苏联带领着自己的小伙伴建立了内部相互协作的“经互会”来对抗“马歇尔计划”，并获得了其中的领导地位。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中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更是把这些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对隔离的制度安排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使得这种“独善其身”的经济安排成了苏联的长期政策。然而，相对于依然强大的国际资本市场，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尚不足以与之对抗，加之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种“独善其身”的制度安排最终走到了尽头。

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经济实力、国际地位远不及苏联时期，面对自身国力严重下降，战略空间严重萎缩的内外交困的局面，巩固俄罗斯现有的战略空间并寻求突破便成了俄罗斯历届政府的当务之急。历届政府都采取了巩固独联体+寻求对外合作的外交策略。

在同一时期，中国国力迅速提升，拥有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愿望，加上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轻工产品缓解苏联解体造成的物资短缺，而中国需要俄罗斯的工业技术对自身的工业进行技术升级。于是，中俄这两个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有改变要求的国家，在后冷战时代迅速接近。早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就和中国一道主导建立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也就是上合组织的前身。而随着普京上台，恢复俄罗斯“强大国家”地位的目标日益明确，以及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极速膨胀，俄罗斯同中国的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由单纯的军事信任机制成长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进行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

但俄罗斯成为霸权国家的政治野心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改变，苏联解体后遭遇的挫折更强化了俄罗斯制定对外政策时“无利不起早”的特征。苏联解体后，虽然综合国力严重下降，但俄罗斯继承大量的历史遗产，其大国地位得以保全，因而在其参与的各种多边机制当中，俄罗斯不放弃任何谋求自身主导地位的任何机会。比如在上海合作机制建立时期，除了中国之外的其它国家都是苏联“旧部”，因此俄罗斯充分利用了这一层联系，经常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拉出自己的“前小弟”们进行一些单边活动，利用中国当时国际影响力尚不够强大的机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被边缘化”。

虽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攀升，中国早已摆脱了在上合组织当中被边缘化的危险，但是这样的小动作仍然存在。比如在2014年9月，俄罗斯青联借上合组织的名义在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首府乌法举办青年创新论坛，在未通知中方参与又认识到“没有中国人参加不太合适”的情况下，临时从友大抓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五个中国文科“壮丁”去充门面。而对理工科外行的我们被连续几天不间断的各种“新科技成果汇报”（实际上很多“新成果”已经显得老旧）折腾得七晕八素。我们一行除了笔者在最后一天做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外则再无建树，成功地给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青年才俊们留下了“上合是由俄罗斯主导，中国只是客人”的印象。

普京时代，在纵向上，虽然俄罗斯通过国际油价上涨产生的红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解体之后的困难境地，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横向上，中俄之间的经济差距却不断拉大，想在中俄已有的合作框架下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对于俄罗斯来说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俄罗斯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东欧、中亚地区，打起了“另起炉灶”的主意。

2011年10月，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以欧盟为参照提出了包括独联体、泛东欧地区在内的“欧亚联盟”计划，同年11月1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签署了建立欧亚联盟的协议，计划在2015年成立欧亚联盟。根据欧亚联盟的设想，到2025年，欧亚联盟的范围内将实现商品、服务、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包括1.7亿人口，类似于欧盟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其实质就是要在经济上统一前苏联各国，建立一个俄罗斯为主导的区域经济、政治集团，早在2006年，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就建立了欧亚发展银行，如果欧亚联盟的进程顺利的话，不排除欧亚发展银行在未来成为类似于亚投行的欧亚联盟的融资机构的可能。

综上，无论是基于在国际事务中传统的行事风格，还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对于努力经营欧亚联盟的俄罗斯来说，亚投行的设立绝对算不上一个好消息。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独联体国家“擅自行动”，参与筹建亚投行的行为更使视自己为独联体“老大”的俄罗斯感到难以容忍，对亚投行的抵触在所难免。

俄罗斯加入亚投行的现实考虑

抵触归抵触，俄罗斯最终还是选择加入亚投行。对于“无利不起早”的俄罗斯人来说，加入亚投行，显然是追求利益的“俄式外交风格”的又一次鲜明体现。除了俄罗斯自身发展特别是远东地区的发展需要亚投行的经济支持之外，俄罗斯加入亚投行还有以下原因。

首先，俄罗斯在建设欧亚联盟的道路上遭遇重大挫折，急需另辟蹊径，由于地理位置、传统经济联系等因素，乌克兰是否加入欧亚联盟一定程度上决定欧亚联盟的成败。因此乌克兰是俄罗斯争取的重要对象，但自2013年末以来的乌克兰危机，不仅使俄罗斯深陷孤立，也使乌克兰加入欧亚联盟变得遥遥无期，这严重地阻碍了欧亚联盟的建设进程，为了摆脱孤立局面，降低欧亚联盟建设迟滞造成的损失，俄罗斯急需一个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作为自己的战略支撑点，而亚投行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支撑点，使俄罗斯在欧亚联盟建设遭遇挫折时不至于缺乏回旋的余地。

其次，俄罗斯加入亚投行，有利于缓解西方国家制裁的压力，甚至打破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目前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均加入了亚投行，而亚投行是又中国主导下的多边金融合作机构，俄罗斯加入亚投行，就意味着俄罗斯可以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在亚投行的框架下展开合作而不受美国的约束，鉴于欧洲国家早有解除对俄制裁的意思，在新框架下，俄罗斯极有可能同欧洲国家达成协议，打开缝隙，甚至有可能打破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这大概也是俄罗斯选择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时间点上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原因。

最后，除了美国、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之外，亚投行业已包括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为各国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平台。就俄罗斯目前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其建设欧亚联盟的挫折而言，它不能再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而俄罗斯想利用亚投行这个平台密切它自己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加入这个平台就是前提条件，所以不管之前俄罗斯对亚投行有什么样的抵触情绪，它最终还是加入到了这个平台之中，而这对于俄罗斯而言，无疑是明智之举。

根据俄罗斯惯常的鲜明逐利的行事风格，可以预料，俄罗斯不可能在亚投行当中“甘当陪衬”。就在舒瓦洛夫宣布加入亚投行之后的几分钟，俄新社又刊文宣称舒瓦洛夫表示愿意与中国在欧亚联盟的框架下同中国展开深入的合作，这表明俄罗斯还是没有放弃“欧亚联盟”，而是企图通过亚投行，为“欧亚联盟”的建设助力。俄罗斯“借鸡生蛋”的加入动机，也使得俄罗斯很可能对亚投行三心二意，但无论如何，俄罗斯在亚投行申请截止日期前宣布加入，表明他目前认同亚投行的规则和中国的主导地位，这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是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