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央行一直在为一事苦恼，如何让人民币贬值以稳定汇率的基础上，而不加速资本外逃。
针对中外各方异常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正在参加博鳌论坛的李克强表态称，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中国发展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不具备，也不会有长期贬值的可能。中国将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推动汇率市场化，但绝不会用贬值来刺激出口。
就现在形势来看，似乎成功已经初见端倪，消息称，人民币正悄悄贬值，最重要的是资本并没出现大幅出逃迹象，外界大都也没注意到，而这很显然是与央行的努力分不开的。
央行成功突破了“三元悖论”的窠臼
开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动荡，让世界各国惊恐万分，中外各界权威纷纷献计献策，以图帮助我们政府控制形势，抑制资本外流步伐。今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建议中国加强资本管制，称此举可能有助于我国政府平息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和央行货币政策担忧。IMF总裁拉加德则表示反对，认为这将破坏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并产生严重后果。
人民币贬值势头加速，资本流出加剧，迫使中国央行必须在人民币和资本管理制度中二选一。实际上，这也就是常说的，我国陷入了“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最初由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上世纪60年代末提出，这个悖论与追求互不相容的目标有关。简单来说，无法同时追求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只能在三个目标中选择两个。我国有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想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还承诺放开资本账户。
为何人民币不能贬值？
为何？1.首先，人民币大幅贬值不仅严重破坏国际信誉，而且极易引发国际贸易争端，让众多国家纷纷加入货币贬值竞赛，一发不可收拾。2.人民币深度贬值，将导致中国企业偿债成本高企。3.人民币深度贬值，将引发社会整体性恐慌，造成资本更大规模外流。毕竟，人民币目前尚未彻底走向市场化，被政府和央行所控制。如果放任人民币汇率贬值，无疑向市场传达这样一个信号：“江郎才尽”，自身丧失了信心，从而引发人们对人民币资产的忧虑。届时，多年来货币超发形成的M2将犹如脱缰野马，集体挤兑国内外储。虚高不下的房价也将真正触底，转化成避险资本涌入换汇的大军。那样一来，经济硬着陆不可避免，全面价格管制乃至向计划经济回归，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正是由于担心上述情况发生，政府和央行才不遗余力稳定人民币汇率，并不断出台消息提振市场信心。如何能在人民币贬值稳定汇率的情况下，资本还不发生大规模外流。这考验着央行的智慧，也考验着央行掌门人周小川的掌舵能力。
实际上，近两个月以来，我国一直在为此努力，一方面在多种场合极力表明，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同时表明，我国外汇储备充足，我国不需要加强资本管制。这些言论在特定情况下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安抚作用。
另一方面，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阻止大规模资本外流，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再次启动了房地产这一“池子”。
针对新年放松二线楼市的新政，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记者会上，明确承认了对楼市加杠杆的政策调整。周小川的“杠杆论”再次点燃了房价上涨的火焰，尤其是一线房价迅速进入到了“飞行模式”。当然，周小川的言论随后也被其他官员作了解释，认为周小川的“杠杆论”是公众与媒体的误解云云。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方法或许的确起到了作用，有数据显示，2月外汇占款减少2,278.83亿，降幅收窄超六成。与此同时，中国2月份外汇储备的降幅也在同步收窄。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286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下降409亿美元，1月降幅为994亿美元。
另外，3月中旬的美联储会议宣布暂缓加息，也给人民币喘息机会，在岸和离岸人民币一夜之间迅速飙升300点，一度被认为做空人民币失败，保卫人民币战役取得了胜利。
当然，美联储暂缓加息不仅带来了人民币升值，同时也开启了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渠道，2016年新兴货币普遍走强，且自1月底以来加速升值，因为美国升息速度将比先前预期来得慢的情势愈发明显，这抑制了美元升势。
随着新兴国家货币升值，人民币贬值则顺理成章地显得不是那么明显，也就是在悄悄贬值。
这也就达到了如何在不扰乱市场也没有加剧资本外逃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币贬值的目标。
事实上，周小川仍未止步，周四(3月24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逐渐增加SDR的使用量和威信将有助于风险管理，并将提高合作的有效性。
去年，政府几乎耗尽权力极力让人民币加入SDR，因为，如果RMB加入SDR，成为储备货币，那中国的本币借债能力必然会大幅提高，中国将在极大程度上摆脱三角悖论的窠臼，同时也不需要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在保证国家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实现资本自由流通、保证汇率稳定的动态平衡。
很显然，这将更加有利于我国突破“三元悖论”，达到汇市平衡的目的。
总结：只有从根本性环节入手，我国经济才能走出低谷，迎来新一轮繁荣。在外部需求疲软、国内投资压力、产业结构失衡、产能严重过剩等因素挤压下，大规模减税、打破国企垄断降低成本、并以财政转移支付完善社会福利，充分释放社会潜在内需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