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一年中，俄罗斯在乌克兰、叙利亚及土耳其的军事、外交行动尽显了这斯拉夫硬汉的果决与蛮横。相较之下，奥巴马政府的举棋不定，在中东的反恐诚意受到各国质疑，所主张的联盟也未树成效，美国至少在这一阶段内势力见颓。俄国也好、美国也罢，抑或是我国，在大国的对外博弈之中，各国领导人的决策实受其民族国家的政治基因所限。当大国引领着这个世界的走向时，探讨下美、俄、中三大国的政治文化基因自然就有着很高的参考性的价值。

　　俄罗斯

　　人们不会忘记1991年“八一九政变”，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在面对苏共强硬成员时，于议会大厦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又跳上坦克做慷慨激昂的演讲的镜头。叶利钦性格中的强硬与果断实为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很好展现。其继任者普京在处事果决这一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对内的集权倾向上，对欧美的强硬对立态度上，抑或是吞并克里米亚并在叙利亚发动袭击上，以 “猛男”形象出场的普京较之叶利钦都显得更“胜”一筹。

　　为什么俄罗斯领导人总是有这样的性格特质？这种特质又是如何转变为俄罗斯的内外政策，影响到到这个大国与其它国家的互相关系？ 要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必须深入了解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以及它和周边国家的交往历史。

　　俄罗斯在中世纪向来被视为化外之地，直至今日欧美人也不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弱小、被排斥，其人民时常被欧洲各国变卖为奴隶，而后又被蒙古征服。直到16世纪初彻底摆脱蒙古势力之前，俄罗斯向来都是一支弱小的势力，久受各民族的蹂躏。此后尽管强盛却也被各方鄙夷和抑制。强压之下必有勇夫，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便在一圈又一圈的被压迫、兴盛、扩张、被围攻、转弱、被压迫之中轮回。正因如此，其民族也养成了“无实力时不说话，有实力时必扩张”的性格。蛮横、自私、贪婪、意志坚强、冷酷无情、相信武力而又处事果决（时而难免鲁莽），从伊凡四世、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与普京，这些在外人看来冰冷无情却被俄罗斯视为强势领导者的首脑们，无不具备着这些性格特徵，而这也可说是俄罗斯政治价值观的缩写。

　　美国

　　美国人的爱国情怀在这世上怕是数一数二的。至少从表象上来看，那一面面普通人家前悬挂的星条旗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精英体制，时政、经济、军事、政治上都由一小撮精英带领着大众前进。普通民众对国家的感情或许是盲目的、甚至是带有民粹主义元素的，但是对社会精英而言，那份被嵌在独立宣言中的理想却是完美而崇高的，并在这两百多年来一直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废止黑奴运动、马丁路德金、乃至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对这群爱国精英而言，美国历史本身或许充满着矛盾与黑暗，但是两百多年来，从制定宪法到《权利法案》；

　　从19世纪初因宪法漏洞而促使的猖狂奴隶交易到由60万年轻人抛洒热血而奠定的第13、14、15修正案；再从WASP的典型美国人定义（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种盎格鲁萨格森新教徒）扩展到容纳百川的大熔炉，“百邦融汇，神铸美国”；乃至从事不关己己莫为，发展到19世纪带有帝国主义特色的门罗主义和20世纪的杜鲁门主义，一改封闭的传统成为世界舞台上“自由的捍卫者”；在美国精英眼中，其历史进展以及人们所做的牺牲，都是致力在缩小光辉理想与矛盾现实之间的差距，即便于黑暗的篇章中也依然闪耀着光明。由此可见，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当中，其精英乃至人民都对自己的国家深信不疑地怀抱着一种“伟光正”（伟大光明正确）的正义感（右派尤甚）。

　　同时，因着历史相对较短的原因，除了蓄奴、禁酒令、越战等事件以外，美国并没有经历太多次能引起深刻自我怀疑的重大挫折，因此美国总有着一股力求完美、容不得自身瑕疵的穷理精神，甚至愿意花血本去修正过往的错误，与欧亚大陆文明相比，难免缺少了点“得过且过”的灵活性。小布什当年毅然发兵阿富汗、伊拉克，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大量增驻军队是一例；奥巴马政府在备受“搅乱中东”的批评时依旧不改旧有政策，既反对ISIS又反对阿萨德，殊不知阿萨德和俄罗斯已经是打击ISIS最有效的势力。当弊大于利时依旧为了维护其“伟光正”的形象，也就使得美国愈陷愈深。

　　也正因为其对自身的体制与理念有着近乎信仰般的自信，在坐拥最强大的武力与财力时，美国追求的也就是Joseph Nye所阐述的“软实力”或迫力，也即将其所设定的国际秩序、政治制度、文化信仰等，在正义化修饰包装之后，加诸于世界各国之上。

　　中国

　　与国际象棋敌我消耗有生战斗力的策略不同，围棋讲究的是宏观的布局以及勿以小利而损大局的思维方式。我国的政治思维也一向有如后者，沉稳、多虑，为了大局的胜利可以不计较一时的得失。与美国的“迫力”、俄、日的“武力”想必，我国所追求的更多是高于一时之争的“势力”。在时进时退的博弈中寻求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平衡点，并采取“持中”的态度，无过无不及地推进对自己有利的“势”。

　　而我国体系则使得这“一时之代价轻重与否”的决策权往往在北京少部分人手里，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在与其他尤其是分权制的国家相比时，往往会选择倾全国之力做出更大的牺牲，去换取那最终的利。抗战时以空间换取时间、朝鲜战争时兴百万之兵为邻国御敌、国民衣食未足却保持每年对外援助、将自然环境作为国力增长的代价，我国很多的政策都是以牺牲眼前小利为前提，去博取更长远的利益。（领导层还是厉害的）

　　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文化传统尚有一点，或多或少的成为了其与世界更紧密地接轨过程中的阻碍，也即不善于以平等的关系合作。这种“天下正中之国”的思维使得中国很难以被动的姿态去与他国配合，中苏分裂是一个例子，现今打破美国包围，另辟国际体系的一系列举动，也是一例。在对其领导人的决策做预判时，这种不甘为人下的政治文化特征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之一。

　　然而，不愿被动跟风的政治价值观，正使得我国另起炉灶。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带动全球发展、支援发展中国家、打击恐怖势力，并奠定大国地位的过程中，我国针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一些缺陷，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对他国合理关切，平等互惠，实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此看来，这不善于被动配合的政治基因，也不一定是缺陷。也正是因为我国保有其独立性，在叙利亚问题上，当美俄分别采取加强军事援助或直接武力介入的方式应对时，我国才可以坚持“以和为贵”，主张以政治谈判方式来包容性的彻底解决叙利亚问题。伊拉克以及叙利亚政府派、反对派高层领导陆续在关键时刻访华，恰好证明了我国建议的可行性和受重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