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来已经就中国的债务问题发出警告，包括预估可能有1.3万亿美元的贷款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利息。据悉，目前新兴市场平均债务已达到GDP的175%，中国的债务水平是最高的。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表示，我国国内整体债务已达GDP的280%，债务增长速度远超所有人预期。麦格里分析师Viktor Shvets得出的数据更“惊悚”：中国债务规模为35万亿美元，接近GDP的350%。

我国经济会被债务压垮吗？

6月15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以独立的国家智库负责人的身份同大家讨论问题。

主要从三点进行分析：

一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中国即使有债务，也是自己人欠自己人。所有事情都可以在不依赖国际因素的环境下予以处理，就不可能产生一些人所说的颠覆性、灾难性的变化。

二中国是一个金融市场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国家，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银行只能贷款，接受贷款的企业，这笔贷款在它的资产负债表中就是负债。中国的储蓄率这么高，这么高的储蓄经过银行体系转化为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来源大部分形成债务。所以中国的高负债与我国的金融机构密切相关。

三中国的债务问题大部分集中在企业部门，企业部门中国企部分占的比重比较高，65%在国企。因此中国企业解决债务问题就密切的和解决国企问题连在一起。我国央行可以向银行注入大量流动性，确保银行流动性充足，防止银行流动性危机发生。并且，也可以通过债务重组来盘活银行资产，甚至极端条件下，可以直接将债务货币化。

他表示仅仅看数字确实触目惊心，但深入分析它的结构、深入分析它的前世今生，我们对中国债务会导致风险的担心是不必的。

北京为何底气十足？

中国经济健康正面临风险。最悲观的观点是，中国债务最终将以“雷曼式危机”收场，在流动性危机冲击下，银行机构整体瘫痪，并酿成金融风暴。也有分析预测，我国债务很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当企业债务水平升至很高水平时，传统的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因为企业专注于偿还债务，使经济陷入增长放缓和通缩困境中。

针对债务问题，央行行长周小川显得信心十足。他承认中国债务占GDP比重的确很高，但中国情况和其他国家不同，不能用其他规律套用到中国。

美国企业协会学者Derek Scissors曾表示，中国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主要目的并不是纯粹赚钱，而是遵守规定，政治第一、盈利第二。不仅金融机构，包括国企，甚至很多私人公司均会遵从这一规定，贷款和债务实际上是同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上的款项。作为最大租户银行机构，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债务重组并不罕见。

据日前报道，我国银监会正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意味着一旦有银行破产，储户的存款将有存款保险机构偿付。虽然银行破产在全球不是稀奇的事，但在我国无疑是投下一颗炸弹，而这背后更是一盘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棋。要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必须有一个前提：汇率必须市场化。而在汇率市场之前，存款利率必须市场化，否则会在人民币与其它币种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由国家买单的套利空间。

存款利率市场化，必须有存款保险制度做强大的保证，保证其财产不受到损害。正是有了这个存款保险的“阀门”，北京才有底气大刀阔斧地推进金融改革，允许金融机构破产，接受市场化激烈的竞争洗礼。

实际上，这充其量只有象征意义，是决策层对金融机构的“威吓”，防止越来越多的信贷资源用于扶持僵尸企业，并对央行形成逆向绑架。倘若银行机构果真遭遇危机，政府和央行仍不遗余力拯救。尤其工商、建设、农业等大型国有银行，岂能坐视其破产倒闭？所以，此项条例即使出台，针对的也是地方性银行，鉴于多重利益纠葛，实行起来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我国是怎样的经济体？

从本质来看，无论未来银行债务重组，还是（债务）货币化，均是银行转嫁危机的过程，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情况不可避免，结果就是：货币购买力持续缩水，社会财富不断被稀释。

内生型增长模式，是一国经济保持健康发展源泉，在稳健货币政策、自由市场竞争驱动下，摆脱货币依赖的企业，才能通过技术革新和提高效率的方式来赚取利润，促成社会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并节省社会资源损耗。

我国是通胀型经济体，严重依托投资和泡沫驱动。如果国企和银行摆脱债务的硬性约束，在追求利益和政绩支配下，必然产生投资和放贷冲动，当货币投放量超出经济增长潜力时，将进一步推高通胀，最终转化为人民币更大贬值压力。

这也是经济结构改革必要性根源所在。只有打破金融垄断格局，消除产能过剩、淘汰僵尸企业，促进中国内需消费、拓展民企生存空间、中国经济才能重新焕发活力，告别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单一路径。

总结：解决债务问题，是错综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绝不是简单的银行债务转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