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飞速进步的同时，人类自身也在寻求借助科学之力实现跨越生物规律的进化。近日，某互联网大佬发表了将芯片植入体内的“朋友圈”，引起了网民的围观和热议。有人认为，芯片植入技术并不成熟，试用者很可能成为了小白鼠。也有人认为，由于植入芯片能发挥革命性作用，人类最终逃不过这样的命运。
与此同时，一则“科技部处罚华大基因、药明康德等违规传递人遗资源信息出境”的新闻也引起广泛关注。该事件引起了人们对于“基因安全”的担忧，甚至有人担心他国政府会利用这些基因开展秘密研究，最终实施针对我国的“基因侵略”，对我国民众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上述两个事件表面看起来并无联系，但实际上都与“生物黑客”问题有关。植入式芯片是生物黑客技术的重要基础。借助植入芯片，人类身体将成为一个新的计算平台，生物黑客将围绕这个新平台开展一系列软硬件创新。基因数据则是生物黑客们重要的研究基础，他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生物基因的改造来实现超越自然进化的“人为进化”。
“生物黑客”这个新的技术爱好者群体出现于本世纪初。2009年，“生物黑客”界的大佬艾伦·约根森在美国纽约创立了非政府组织“基因空间”，汇集全球的“生物黑客”，标志这一新群体形成规模。“基因空间”倡导“DIY式”的生物实验，打破生物实验必须依托药厂、院校、科研机构的传统。这些“生物黑客”有更大的创新空间，也有更大的创新野心，开始挑战生物界的不少禁忌和规则。例如，“生物黑客”们开始主动改造生物基因，创造自然条件下无法出现的“实验性生物”；一些“生物黑客”把自己当成了实验对象，测试新药物对自己身体的影响和变化；一名荷兰“生物黑客”在自己体内植入了14枚芯片，使其身体可与门禁系统、门锁、智能手机等各种电子设备交互；也有“生物黑客”尝试“脑机互联”，试图通过植入性设备实现人脑与计算机的交互。
“生物黑客”不仅局限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在俄罗斯、东南亚也出现了一批胆量惊人的新生力量。当今生物科技的三场革命正在促使“生物黑客”快速将其想法付诸实践，这既可能促使生物科技革命更早到来，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其一，以CRISPR为代表的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正在降低基因工程的门槛。CRISPR技术可通过一种可编程酶来实现切除并取代细胞DNA的特定部分，从而实现对细胞基因的改造。相比传统技术，CRISPR的精确性、效率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意味着“基因编程”正在从科幻走向实践。其二，CAR-T细胞疗法开始商业化推广，标志细胞制备技术进入全新阶段。2017年，美国药监部门首次允许CAR-T细胞药物上市，标志着该技术正趋于成熟。与CRISPR不同，CAR-T技术采用细胞体外培植、改造的路线。该技术商业化意味着细胞制备技术也突破瓶颈。其三，可穿戴、植入式电子设备愈发先进安全。受益于半导体、新能源、物联网等相关技术的发展，穿戴、植入式电子设备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及。上述设备能够让科学家实时观测人体各种数据和状态变化，未来，实时观测人体的基因变化将成为可能。
上述科技进步给“生物黑客”们提供了进一步创新的空间。一些胆大的“生物黑客”开始下载网络上公开的CRISPR数据库、基因数据库，并用细胞、生物甚至自己来做试验。一些“生物黑客”制造出会发光的老鼠、可探测转基因的细菌等。一些人制造出号称能够增强记忆、治疗疑难疾病的基因药物，并在自己身上付诸实践。
这种创新精神是好的，但结果却难料。2018年4月，“生物黑客”特雷威克在注射了自己研发的疱疹治疗针剂后的两个月后突然死亡。特雷威克是“生物黑客”中的激进分子，其所创立的公司希望避开药监局监管，不经严格的临床试验就开展新基因治疗方案的研发和测试。特雷威克本人鼓励他人接受这种不合法的“灰色试验性治疗”，但自己却出师未捷身先死。此事揭开了“生物黑客”的另一面，其中不少自称的“生物黑客”缺乏专业能力和道德素养，容易酿成安全事故。“生物黑客”和黑客群体一样，并不受到法律、国别和伦理上的约束，并没有可靠的规则和监督体系。该群体存在着向“生物恐怖主义者”转化的潜在可能，或成为未来瘟疫的制造者。
基于此，“生物黑客”技术的先进也很可能转变为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2018年9月，美国政府推出了首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将生物安全问题作为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卫生部、农业部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特朗普本人对生物问题缺乏了解，该战略很可能是在众多行政部门看到了维护生物安全的紧迫性后推出的必要应对。美国的行动给更多国家带来启示，包括基因数据安全在内的生物安全需要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需要受到严密的保护和监管。政府需要引导、介入“生物黑客”群体，为其规划出一条安全、有益、可控的发展路线。（文/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