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前的世界局势，准确的说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25年的世界局势，大体说来主要有两大流派四种说法。第一大流派是“多极化”说，或曰五极说，又包括两种观点。一种是最早由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的，现在中国的教科书中长期沿用的美国、西欧、日本、俄罗斯、中国五极说。第二种是佩里·安德森等一部分学者主张的美国、欧盟、中国、印度、俄罗斯五极说。当然这两种说法持有者也承认五级之间是存在等级秩序的，可以说是一超多强，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多极。第二大流派是单极世界说，主要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所持的美国单极世界说，另一种萨米尔·阿明提出的西方单极世界说，即把美国、西欧、日本视做一个整体，看成是当今世界的主导者。当然萨米尔·阿明也不否认多极化未来的可行性。那么，当下的世界格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个人认为不应该拘泥于某一种说法，而应该结合当前世界上主要力量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说一下印度，上述几种说法中，只有佩里·安德森代表的说法比较看好印度。虽然他们一样不得不承认“（印度）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巴基斯坦的持续争端、低识字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都使其难以从国内事务中抽身，承担其应有的国际角色。”但是佩里·安德森仍然认为印度未来的前景是光明的：“全球化浪潮之下，美国长期从中获益的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改变。从这一趋势推断，美国失去霸权地位的局面并非不可预测。新的权力中心将会崛起：首先是中国，接着是欧盟和印度——他们即使在军事上略逊一筹，但在经济与人口上也足以与当今霸主匹敌。”

但是我个人认为，对印度的看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印度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佩里·安德森所说的低识字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对于印度问题的洞见仍然没有过时，也就是“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严格意义上说，印度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国家联盟体。仅仅就印度流行的语言来看，印度的所谓官方语言印地语使用者只占印度人口的1/3，南方各邦的人非常敌视中央政府推广印地语的努力。至于英语这种殖民者输入的语言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不但不能成为整合印度社会的工具，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印度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鸿沟。前工业时代，这种老大帝国还有可能发挥出一定的实力，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这种联盟体性质的国家就很难在国际竞争中站住脚。由于国家认同的严重缺失，印度处于一种随时可能像苏联一样突然坍塌的境地。更加致命的是，印度虽然拥有众多的人口，但是其发展潜力已经近乎枯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印度虽然工业化的水平还非常低，但是其环境污染的程度竟然已经超过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这片土地是否能够承载全面工业化带来的代价，恐怕会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如果要是单单就现实的印度国际地位来看，那么印度除了周边地带以外的地区几乎毫无影响力更是没有多少争议的事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印度在世界上影响力还远远不如六十年代发起不结盟运动时大。因此不管是现实的实际状况，还是未来的前景，印度都很难算世界一极。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西方世界的情况。我不赞成萨米尔·阿明把西方世界视作一个整体的做法，因为世界格局虽然不限于主权国家，但是毕竟主权国家还是最基本的国际关系主体。不过，这种理论对于当前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解读是比较合适的。即“日本其实是在充当工具，因为日本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从属于美国。这就是我提出的比较新的概念‘集体帝国主义’——由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方所组成的‘三合会’。其中，美国是领导，欧日是从属的联盟。它们不是依附的、边缘的，而是属于中心地带。它们同美国之间存在竞争，与此同时又在政治上甚至文化、军事上从属于美国。” 比较准确的说法是，美国，欧盟和日本虽然在经济上都属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但是在政治格局中是不对等的，只有美国堪称一极，西欧和日本仅仅是美国的从属而已。因为西欧和日本并没有制定出自己的规则和标准，是依靠美国的规则和标准行事的。

那么，如果说欧盟和日本在现实中算不上一极，在未来能不能发展成一极呢？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大的，因为无论是欧盟还是日本，都面临着致命的弱点。欧盟最致命的弱点是它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联盟体，因此，不管怎么进行一体化，其内部矛盾也是很难弥合的。欧盟即使有了欧元这样的工具，也因为没有足够的国家意志支持而不可能发挥出真正和美国分庭抗礼的功能。同样，欧盟的这种松散的结构，也导致了其内部的离心倾向是难以遏制的，不久前的英国脱欧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欧盟无法完成内部的整合，因此也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一极。日本的情况要比欧盟更加糟糕一些，其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人口老龄化严重等不利因素制约了其发展潜力，甚至我们可以说日本已经过了发展的巅峰期。在可预期的未来里，日本与美国的国力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摆脱美国的控制也就越来越困难。因此，日本在未来不但不太可能成为世界格局中的棋手，甚至成为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格局挑战者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十有八九仍然是美国的一颗棋子而已。

接下来说一下俄罗斯，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国力已经十分衰弱，称不上是世界的一级，有一部分人认为普京上台以后重振俄罗斯的雄风，特别是近几年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局势中积极出手，在很大程度上又恢复了苏联式的大国地位。不过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合适的。

苏联解体的确给了俄罗斯一个空前沉重的打击，使其丧失了1/4的领土和1/2的人口，也不再拥有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俄罗斯并不是完全丧失了堪成世界一极的实力，因为从沙俄时代到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主要支撑都是源于军事力量而非经济力量。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上对于国际事务的军事干涉力，单单就这一点来说俄罗斯就仍然具有作为世界一极的基本条件。之所以从戈尔巴乔夫末期到整个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称不上世界一极，更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导致的国家意志的退化，使俄罗斯人丧失了敢于同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进行对抗的勇气，而宁愿选择成为西方世界的小伙伴。在普京时代，由于西方国家的步步进逼，俄罗斯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因此，俄罗斯不得不拿出最后的底牌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抗，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再到叙利亚发出了自己的吼声，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与依附于美国的西欧和日本不同，称得上是世界的一极。

不过，我们对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也不能过分的高估。必须要看到，今天的俄罗斯与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虽然在硬实力上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其手中似乎有一种比核武器威力更加强大的法宝——共产主义理想。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对于自己国家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硬实力的不足。与其说普京类似于列宁、斯大林，不如说普京更像十九世纪的沙皇。普京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右翼，极力扶植沙皇时代的东正教，也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支持右翼的准法西斯民粹主义政党，不久前在俄罗斯召开的世界分离主义者和反全球化的大会就是一例。可以说跟十九世纪沙皇俄国把资本主导的工业化中受到损害的一些反动派召集到自己周围一样，21世纪的普京则是把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中受到损害的一些没落力量召集到了自己周围。当然，普京与沙皇俄国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沙皇俄国是革命高潮时代受到中心地带西欧资本主义拉拢的欧洲宪兵，因此其反动性十分鲜明；而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则是在革命退潮时代受到中心地带的欧美资本主义排斥的国家，具有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进步性。但是普京时代的结构与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同质性高于苏联时代，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其不再是苏联时代那种独立自主的工业大国，而变成了和沙皇时代一致出口初级产品的半边缘国家。总体上看，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堪称世界一极，但不是列宁、斯大林时代那种蓬勃向上的建设性的一极，仅仅是沙皇俄国时代那种没落的否决性的一极。

最后说一下中国。中国可以说是过去25年里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但是直到几年之前，中国都很难称得上世界一极，最主要的标准是缺乏自己的声音。这就好像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但是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仍然薄弱，因此我们也很难把它称之为世界一极一样。某种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还远不如六七十年代的美苏中大三角格局时代。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倒退了，而是说丧失了意识形态这一有力的法宝。在20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挥动的巨手可以掀起一场席卷世界的革命风暴，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中国却没有这种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更有甚者，由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带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充斥社会，中国的国家政权也面临着被“颜色革命”颠覆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自然也就很难称得上是世界一极了。

不过近几年来，中国的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中国积极推出自己的标准，其主要对外政策由过去的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逐渐向改造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努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努力改变苏联解体后二十年来意识形态领域溃不成军的局面，开始对美国输出的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采取一定程度的批判态度，使得舆论环境有所改善。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近几年来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极了。当然，除了政策变化的效能以外，这种地位的取得也和之前二十年硬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积累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是当下的中国，作为世界一极来说力量仍然是相对薄弱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软实力的缺失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构建中国话语的努力至少截至目前为止成果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大体说来，企图取代新自由主义话语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工业党理论，或者称之为发展主义、强权主义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种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即实力本身就是一切。然而，这样的一种理论过于粗鄙化，缺乏社会感召力这一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必备条件，因此也就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者，对于一个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上升来说是特别不利的。在历史上看，一战之前的德国其实信奉的就是这种工业党强权理论，结果这种赤裸裸的扩张主义让世界上的主要几个互相看不顺眼的大国联合起来将其摁倒。第二种是新儒学理论，这种理论企图宣扬中华文明的优越性，运用民族主义和准宗教的意识形态来填补当前的信仰真空。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最多在国内起到一种阶级润滑剂的作用，而在国际范围内同样难以争取到足够的伙伴，其结果即使不是像推崇雅利安主义的希特勒那样第二次被各大国联合起来摁倒，最多不过像十九世纪的沙皇俄国和21世纪的普京俄罗斯一样处于一种否决性大国的地位。另外，不管是工业党还是新儒家，其发展模式上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划清界限，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也很容易被同化。

那么，最终的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唯一可以填补当前意识形态真空的只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基础上的，和新自由主义一样具有普世性，因此可以发挥出国际交往中的意识形态软实力作用，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又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并不要求其他国家照搬，仅仅是提供一个参考，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支持者。就当前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来看，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推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例如其关于国企的谈话强调要做大做强做优国企，从而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明显的区隔；在纪念长征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共产主义信念与革命理想的价值，力图汲取毛泽东时代遗留的意识形态成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构建新意识形态的努力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很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阳奉阴违，特别是在知识舆论界更为明显，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只有和现实吻合才能够发挥出感召力。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冲击力，并不是因为他们空喊革命口号，而是因为他们真正建立起了一种尊重劳动者的社会结构。中国只有在发展方式上便和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才有可能产生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因此，目前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把习近平确立为领导核心也就很明白了。中国现在面临发展的窗口期，再按照传统的在国内推动市场化与开拓国际出口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已经难以维系，其引发的意识形态混乱与社会结构性危机也逐步暴露出来。而不管是重塑一种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还是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且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新社会结构，强有力的领导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我想附带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在工业时代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在下降，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国际关系史就会发现恰恰相反。在二十世纪里，不要说苏联的崛起和列宁、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与中国的崛起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单单是美国登上世界第一小提琴手的位置也与罗斯福个人的影响分不开。这是因为工业时代的国家不同于农业时代的分散性国家结构，而是和社会化大生产密切结合的统一性国家，因此其对于政府的领导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要是不确立起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强有力的领导，单单是新自由主义、工业党强权理论、新儒家思想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方向不同的几匹马拉一辆车的局面，就足以让中国陷入难以挽回的意识形态危机。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仅仅是国家振兴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未来中国能不能振兴，关键还在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能否实现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否建立起一种区别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有吸引力的社会结构。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能实现伟大复兴，更关系到整个世界能否摆脱美国式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与强权政治带来的灾难。

总之，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二十年里，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与国家意志上放弃了同美国抗衡的努力，因此1956-1991年的美苏中大三角格局很大程度上转变为美国单极格局；但是近几年来，俄罗斯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大国地位，世界局势再度呈现出美俄中大三角格局，其中美国是现行世界的既得利益代表者，俄罗斯是衰退大趋势中的一个否决性大国，中国是一个硬实力日益上升，但是又缺乏足够意识形态软实力支撑而具有不确定性的大国；未来世界格局发展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核心”领导下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与相关的社会结构建设成绩。这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