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网站3月15日发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学教授休·怀特题为《朱莉·毕晓普的“否认学说”毫无外交政策前途》的文章称，“毕晓普学说”似乎执着于否认亚洲战略形势几十年来的最重要变化——财富和力量的分布从美国向中国急剧转移。如果不认识到这一转移的规模和意义，就会无力应对其后果。
文章称，朱莉·毕晓普对亚洲充满焦虑。她担心经济竞争加剧，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劳动者太多，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太少。
她还担心战略竞争加剧，因为亚洲新兴大国谋求扩大势力范围、保护自身与日俱增的利益。
幸好，她认为自己有办法解决这些难题，她13日晚上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重要演讲时试图对此予以阐明。这次演讲能让人大致了解我们这位外交部长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位置。
文章称，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毕晓普学说”——她处理亚洲日益兴起的经济和战略竞争的解决方案。
根据她的论述，这套学说有三个要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力量和民主。似乎在她看来，这是澳大利亚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
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去怀疑这些东西本身是美好的。问题在于，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个亚洲未来模式会奏效。
从基于规则的秩序说起吧。这个理念自从在去年的国防白皮书里首次出现以来，一直在堪培拉的外交政策声明中十分突出。
文章称，然而，谁负责制定规则，谁有权执行？越深入探究就会越清晰地看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这个说法假定国际关系可以像国家政治一样运作，也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权威负责制定和执行规则。
可那个权威能是谁呢？间或有人想象联合国也许会扮演那个角色，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拿它当回事。澳大利亚本身——特别是在政党联盟政府的领导下——每当认为符合我们的利益时便欣然违抗联合国。比如，还记得攻打伊拉克吗？
因此，显而易见，当朱莉·毕晓普谈到“基于规则的秩序”时，她是指由美国制定和执行规则的秩序。
那是我们在亚洲维系了几十年的秩序，它对我们、对该地区其他国家来说行之有效。但假定它在将来会依然有效则纯属怀旧，而不是制定政策。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毕晓普学说”的第二个要素：对美国占据优势的力量充满信心。毕晓普断言：“若要和平与繁荣延续，美国就必须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不可或缺的战略力量发挥更大作用。”
她相信亚洲的未来稳定可以由美国主导下基于规则的秩序来保证，前提是美国有能力、有意愿提供领导力。她说：“在亚洲和全世界（美国的力量）是遥遥领先的全球战略力量。”
文章称，那曾经是真的，但如今不是了。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很快按市场汇率计算也会如此。
这不仅给予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也给予其真正的外交分量——堪培拉对北京的谨慎态度就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日益增强的海上力量已经削弱美国向东亚投放军事力量的能力。
因此，“毕晓普学说”似乎执着于否认亚洲战略形势几十年来的最重要变化——财富和力量的分布从美国向中国急剧转移。只要我们不认识到这一转移的规模和意义，就会无力应对其后果。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毕晓普学说”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支柱——她对民主的信念。她把民主定义为“对于国家充分发挥其经济潜力必不可少”，“是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先决条件”。
没有人怀疑我们澳大利亚对民主的信奉，但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民主到底比其他政治哲学好到哪里去的问题上避免过于沾沾自喜。
英国脱欧、唐纳德·特朗普以及我们自己近来颇为严重的管理不善和政治领导失能局面应该激起冷静反省，而不是自吹自擂。
我们不能像毕晓普那样想当然地认为民主国家总是会胜出。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真真切切的可能性，即：在不久的将来，澳大利亚将面对一个更多地由力量而非规则塑造，且大多数力量不是由美国而是由中国施加的亚洲。
文章称，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让澳大利亚作好准备，以应对这样的亚洲。“毕晓普学说”不是一个有前途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