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高级政策顾问巴里·艾肯格林11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存在的美国价值观的回潮。文章编译如下：
“美国优先”政策被广泛视为放弃全球领导地位，对美国塑造并维持的二战后多边秩序敲响丧钟。这种观点颇有事实依据。与此同时，这种令人不安的转变是长期存在的美国价值观的回潮。承认20世纪后半叶是反常状态，而非正常状态，这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性质以及特朗普下台后的多边主义命运提出了令人不安的质疑。
孤立主义价值观回潮
作为一个资源丰富、与欧洲和亚洲之间分别隔着辽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陆型经济体，美国始终受到孤立主义的诱惑。众所周知，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不要缔结纠缠不清的联盟。始于1823年的门罗主义不仅主张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而且还想让美国置身于欧洲的战争之外。在20世纪，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多年后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距离利害关系明了已经很久，而且美国也只是在德国U型潜艇攻击和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直接刺激下开战的。
此外，美国长期以来寻求单方面、而非通过多边接触在海外推进它的利益。门罗主义就是一个明证。美国在一战后拒绝加入国际联盟是另一个明证。
同样重要的是，国内商业长期以来对美国的经济和对外政策施加过度影响。这种历史模式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是大陆范围内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广阔的内部市场支持了美国企业家在19世纪后半叶倡导建立大型多部门公司的努力。
那是强盗大亨的时代，他们不仅对美国经济、而且也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例如，加利福尼亚铁路“四巨头”不仅控制货运价格，还控制州议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愿意迎合国内公司在监管方面的每一个突发奇想是与美国历史完全一致的。
“小政府”观点根深蒂固
美国人对政府根深蒂固、由来已久且有历史根源的不信任也助长了孤立主义。认为政府只会制造问题的观点不仅仅出自福克斯新闻频道。美国的创立者对目中无人的政府颇为不信任，因为他们在英国殖民主义时期就饱受这种政府之苦。
在脱离英国独立后，这一事实以及奴隶制的遗留影响造成了对联邦政府干涉地方社会安排和各州权利根深蒂固的反对情绪。拥枪权利倡导者在州议会举行的集会和西部农场主占领联邦土地是美国特有的反常现象，但也是人们长期持有的这样一个观点的现代表现形式，即政府不可信任，最好的政府是治理最少的政府。特朗普和他的政策完全坚持这一传统。
二战带来的生存威胁足以推动美国摆脱这种孤立主义和反政府倾向，至少暂时如此。战后的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单一经济体，以及包括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几位总统在内的政治家们，因此能够发挥构建开放的多边秩序所需要的领导作用。
多边合作是唯一出路
但如果认为美国继续无限期发挥这种国际领导作用是“历史的终结”，那就太天真了。结果，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安全感，加上身份政治（反映了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多数无法适应社会经济更加多样化的现实）的崛起，足以使美国人恢复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心态。
下一任美国总统——不管她或他是谁——不太可能像20世纪后半叶的几位美国总统那样致力于自由贸易、同盟构建以及多边机构和规则。但还是有可能设想没有美国参与的多边主义。气候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特朗普退出2015年达成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没有削弱其他国家对该协定所设目标的承诺，也不应该削弱这种承诺。
另一个例子是，当特朗普试图以使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因法官人数太少、没有达到法定人数而无法正常运转的做法瘫痪世贸组织，欧盟、中国和其他15个国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作为回应，它们设立了自己的临时影子上诉机构，以维持世贸组织的标准和程序。
最后一个例子表明，接替美国全球领导作用的必须是集体的全球领导作用，以欧盟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为首。与美国不同，欧盟正竭尽全力与中国合作。鉴于不可避免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合作并非易事。但正如美国曾经认识到的那样，这是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