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亚洲——以及中国——实现繁荣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中国在东北亚的一些邻国已成功加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其他东亚国家则试图效仿。但当前并没有自动登顶之路。

据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3月28日报道，韩国、新加坡的崛起对邻国造成了足够大的影响，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却不大。日本的影响力要大得多，也震动了整个体系。众所周知，由于日本夺走了守成大国的贸易份额，它与美国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关系吃紧。但在战后崛起的过程中，日本拥有一部和平宪法，其安保及防务则仰仗美国，日美关系紧张基本仅限于贸易领域。

报道称，中国的崛起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虽然最近才获得中等收入国家的地位，但该国的绝对规模之大意味着，其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影响会改变整个体系。

中国的经济增长总水平已放缓至7%——随着该国民众变得更加富裕，要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情况也必须如此。但中国每年对全球产出增量的贡献仍是最大的，这种局面很可能会维持大约至少10年时间。

报道称，中国当前面临努力实现高收入地位的挑战，但同时还面临另一项挑战，即在其努力获得高收入地位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打乱全球体系。如何对此进行管控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也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的邻国。

大部分世界人口都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既不是很富也不是很穷的国家。虽说中等收入国家充满了经济机遇，但通往更高收入和更高生活水平之路绝非一片坦途。10年前杜撰出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就说明了其中的凶险。这个警示性说法很流行，它让决策者们忧心忡忡，还愁煞了分析人士并让他们争论不止。

报道称，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有关国家须实现从低技能产业向高技能、创新型增长产业的转型。这看上去再简单不过了，但实现这种转型需要做些什么呢？

教育。显而易见，如何提供教育以及怎样做到有的放矢至关重要。但如何创造创新型经济呢？实行正确的制度是最终实现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核心所在。但曾帮助穷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帮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报道称，鉴于创新要发挥更加核心的作用，诸如限制经济（可能还有政治）自由的制度就不太可能促进创新或创业精神了。

可通过采纳他人技术、创造政策环境以通过专攻国际市场获益这一途径获得中等收入地位。此外还需为打造开放型金融市场和不容忍经济恩惠、支持承担风险和创业的政府管理奠定制度基础。再有，人口结构也会对国民收入的发展轨迹产生深远影响。新兴年轻劳动力大军是弥足珍贵的资产，但也会转瞬即逝。人口老龄化构成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即便像日本这样的顶级国家也是如此。

为避免陷入中等阶段而又无法自拔的局面，各国需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现自由，拥有一支受过高等教育的创新型劳动大军，对贸易、投资和各种理念持开放态度。证据表明需具备多种必要且不充分条件。要为满足这些条件作出调整是很困难的。

报道称，中国当前还面临一项挑战。尽管尚不富裕，但中国的规模已使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早已不是国际经济中的价格接受方了，如今还成了国际定价方。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改变了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构架。

在经济领域，中国当前在全球经济管理中的代表权有所增加。中国加入了20国集团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利益代表权也有所增加。履行这些新的责任不会是一件易事。引导并投放这些利益将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

报道称，虽说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充满生机，也很开放，守成大国也在逐渐在这种秩序内为中国安排一个位置，但这并非一帆风顺。相比政治层面，在经济层面将中国纳入全球体系似乎比较容易。解决如何应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这一问题则是另一码事儿。

过去几年，休·怀特一直表示，虽然我们可能都希望维持现状，但这是不可能的。他给我们提出一个大多数人都更愿回避甚至假装不存在的问题。

怀特直言不讳地称，“如果我们以为，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财富分配转型中，亚洲可能在经济领域发生转变，而不会在政治和战略领域发生转变，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怀特表示，鉴于中国的发展，“我们将拥有一种新的地区秩序，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当前的挑战在于，要向这种秩序过渡且不发生冲突。

有些人会对我们将拥有一种新的地区秩序持异议。但怀特表示，中国“当前不再认可美国的领导地位是该地区战略秩序的基石。”怀特还表示，“亚洲的领导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即如何以和平的方式管控好该地区的秩序将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变化。”

报道称，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实现高收入目标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在努力实现高收入的征程上，外部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可能是中国管控力最弱的因素。在向新的地区秩序过渡的过程中，亚洲各国都会发挥自身作用，不论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以其他什么方式。他们都是这场利害攸关的中美博弈的参与者。因此要努力思考他们会给这场中美博弈带来些什么，这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