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非一时之计，已成为双方的“特殊机会”
2018-08-28 06:37:24
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8周年，同时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时隔12年后将再次在北京举行。回首18年来的中非合作往事，我们看到，快速推进的中非合作关系呈现出多方面的战略价值与时代意义。
3月25日，列车员在亚吉铁路一列车厢内核查旅客车票。由中国企业建造的亚吉铁路（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 ）于2018年1月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王守宝 摄）
中非合作非一时之计一时之需
首先，中非发展合作关系为中国创造了具有时代意义与历史人文基础的全球发展战略空间，由此彰显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对于世界发展进程的独特推进作用。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最大的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对中国而言，发展更具有文明复兴的特殊意义。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统一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在农业文明时代，位于亚洲东部的中华文明，以自成一体的方式生存发展，文明空间因此仅限于东亚地区。与中华文明相似的是，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南部非洲大陆，因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其文明在早期发展演化中也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特征。
一方面，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独特的文明创造力与历史复兴潜能；另一方面，非洲文明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与未来发展潜力。现代文明是开放的、传播的、全球化的文明。中国社会的巨大规模和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决定了中国今天在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进程中，需要突破以往历史时空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获得并打开文明交往与发展创造的空间，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交往与共赢合作。当代的中国，已不可能像以往的西方那样，以殖民、武力甚至战争的方式，通过争夺土地、争夺霸权来实现自身文明生存发展空间的扩展。非和平的发展方式不符合今日的国际社会准则，更主要的是这么做违反中国自古以来的文明传统，违反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宗旨。当代中国始终以全新的方式，运用文明的力量，开辟新的国家复兴与发展道路，开创新的人类交往与国际合作模式。因此，参与和推进国际共同发展与合作发展，在推动世界合作发展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获取最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机遇，正是符合中国国情与国家根本利益的正确战略选择。
今天，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其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多元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社会的贫穷与欠发展状态，使非洲拥有和中国同样的最为巨大也更为持久的发展需求。因此，中国与非洲通过合作，在发展领域建立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陆间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在两大文明体的创造性聚合中相互建构起全球最大的有机发展时空组合，在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合作共赢的原则下，通过共同持久的努力，实现两大区域两大文明的共同发展，实现两大文明的协同复兴，这对于中非双方都是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情。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需要在世界主要大国、周边国家、地区和全球四个层次上处理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多元多维关系。因而，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并非一时之计，一时之需，而是处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全球层面，且具有特殊的基础性地位与战略地位。
鉴于中非关系的特殊性，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始终清楚牢固地把握着中非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不会因为某个偶然因素的干扰而轻易动摇或放弃。今天，对于非洲，中非合作关系在促进非洲提升发展能力、增强发展信心、拓展发展资源方面的战略意义同样在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合作发展的成就，不仅为非洲展示了新的最具潜力的对外合作与发展前景，而且因为中国的加入和努力，非洲在全球发展竞争中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
中非合作具战略意义与特殊价值
第二，中非发展合作关系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目标拓展出重要的外部国际平台，为一个更具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感召力的当代中国“国家身份”与“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特殊的国际舞台。
今天，作为一个介乎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具有某种过渡属性的国家，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合作过程中，可以扮演角色更为多样、作用更加积极、功能更具桥梁中介作用的全球发展推进者、协调者与整合者。当然，处于这样一个特殊位置上的中国，其国家利益的诉求与内外战略的选择，在具有更大的战略选择空间与发展回旋余地的同时，也可能面临着来自更多方面的挑战与压力。
今天，在中国身上，可能更明显地集中了当代人类发展的一些全球性矛盾与复杂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处理好与可能具有不同诉求与观念的发达国家、周边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多维关系，如何以自己的智慧建构起一个更稳定的有多个战略支点的外部发展平台，营造一个更有利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外部环境，无疑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需要有深谋远虑战略思考、缜密周到策略安排与耐心细致说服宣示的战略性重大课题。中非合作正是这一复杂问题上的一个关键性节点，也是一个中国可以更主动作为与积极塑造的战略节点。
中非发展合作是中非双方的一个特殊机会、一个双方实现复兴发展的外部舞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合作发展的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一个给未来世界特别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与希望的建设性大国，一个不是以牺牲他国他族利益而是给他国他族以希望和机会的崛起中大国，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也是唯一选择，否则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遭受到日益巨大的外部阻力与遏制力。我们需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上来理解中非发展合作的战略意义与特殊价值。中非发展合作不仅应该为之，而且是必须为之。对于中国而言，推进与非洲大陆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发展合作，既是国家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责任所在。这种利益与责任合一的战略合作，完全可以给中非双方都带来巨大广阔的机会空间。在全球战略中，当与全球先进的欧美国家和最多欠发达国家的非洲大陆同时形成经济与发展上的共同利益及战略合作关系时，中国就能够拥有实现和平发展目标的牢固而开阔的国际舞台。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中国和平发展目标与过程的怀疑，多数论调出自习惯于旧的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西方国家，对此中国自可坦然面对，但也有一些，是当人们对于未来新的世界秩序存有不确定感觉而将焦虑的目光集中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身上时自然产生。此外，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地区与周边环境，也让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面对着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内外诸大国的、基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利益的冲突与挑战。日益进入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心，担负的国际责任，产生的国际影响，面对的国际挑战持续增大，所有这些，要求中国跳出以往简单的分散的短时的国际问题思考习惯，真正从全球视野和长期战略的高度，构筑出体现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并能保证其实现的国际战略与对策。
非洲作为在空间上与中国距离遥远，在政治与经济上与中国有着历史与现实的稳固联系，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有自身特殊国际影响力的地区，能够为中国展示并实践和平发展战略。中国需要综合运用政治与经济、历史与人文多种资源，主动地多方面地树立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和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积极形象，缓和由全球复杂利益与发展变化引起的压力与冲突，提供一个足够宽广的、能持久地产生全球效应的国际活动平台。这样一种国际与外交努力，并非仅仅是某种中国单方面的愿望与行为，而是基于全球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同时与非洲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合作，进行全球性制度文化创建的长期过程。总之，中非关系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相当的、有全球影响力但却处在利益关系结构另一侧的国际合作与博弈的对象，中国应当启民族与历史之大智慧，以新时期非凡的战略思维与实践勇气，来理解好处理好中非两大文明区域合作所包含的机遇与挑战。
中非合作助推中国思想体系构建
第三，中非发展合作关系会为中国的国际思维和相关理论建设打开广阔的空间，为当代“中国知识”“中国思想”的孕育提供特别的理论温床与实践平台，并由此建构起中国知识与思想的信誉基石与话语权源头。
总体上说，中非发展合作既是中国与非洲各个国家的合作，更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与一块世界性大陆的合作，因而这种大国与大陆间的以发展为核心命题的合作，具有大型文明体系或大型国际关系结构要素间的合作，其所可能牵动的其他重要国际力量的介入、干预与互动，其所可能拓展的战略纵深和在时空上的巨大潜力，在当代中国外交的多维向度中都应该是一个具有宏大历史性格的实践领域与思想领域。当代中国学人对此当有清醒的认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和全球变局的层面上，更加重视对非洲大陆本身和中非关系问题的研究。
中国是古老的东方大国，拥有具有自身历史特色的丰富的国际关系观念及深厚的理论思维传统。在19世纪以前，存在于亚洲大陆广阔之区域，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从东亚到南亚再到中亚的这一地区性国际体系，曾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体系之一。历史上的中国，既是一个东亚国家，也是一个南亚或中亚国家，甚至与遥远的西亚、中东、非洲和欧洲也有直接间接的复杂交往，这让中国在久远的过往时代也拥有了自己的对外交往的经验与知识。虽然这一经验与知识是有限的、传统形态的，但它也让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国际交往潜质与能力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先是以被动方式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际体系而成为一个边缘性角色，后又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加入其中并逐渐向中心位置靠拢。无论怎样，可以说，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或开放或封闭，或以自我中心方式处理对外关系，或卷入或加入或跟随陌生的另类体系，更因有连绵的自古而今的存续历史，其间之种种古代与现代、政治经济与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交往过程，还有种种复杂的历史与周边环境，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国际关系思维与实践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然而，以近代和现代的标准衡量，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环境以及全球的时代变迁相比，现实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虽然中国不可能也不必要照搬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知识，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自成体系的理论结构与知识框架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知识形态的理论化、系统化、民族化进程是明显地相形落后的。今日的中国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能与过往历史与当代经验衔接，能适应国家对外开放和快速发展需要，能适应中国加入国际社会，面对全球化潮流以及现代性的复杂挑战而参与全球变革，参与国际思想竞争与制度建构，能有效促进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理解沟通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
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思想交流，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步突破近代以西方为主的社会科学主流话语的限制束缚，中国产生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和全球性思想的条件在日益成熟，有中国精神气度与视野的中国非洲学的建构也逐渐成为必要和可能。中国学者与非洲学者都应该深知，发展中国家若在科学与知识话语的建构中缺乏实质的有竞争力的参与能力，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与国际交往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于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国际合作与国际援助理论，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原创理论的形成，中非合作及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则有希望成为一个特别的温床，一个提供知识与思想活力源头的特殊领域，以至为具有时代精神同时又深刻包含着中华古老传统的当代“中国知识”“中国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完善及其话语权力的获得，奠定开阔的基础，以原创方式，形成自己新的全球化理论与现代性理论，产生中国自己的跨文化的元知识话语。（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3月25日，列车员在亚吉铁路一列车厢内核查旅客车票。由中国企业建造的亚吉铁路（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 ）于2018年1月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王守宝 摄）
中非合作非一时之计一时之需
首先，中非发展合作关系为中国创造了具有时代意义与历史人文基础的全球发展战略空间，由此彰显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对于世界发展进程的独特推进作用。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最大的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对中国而言，发展更具有文明复兴的特殊意义。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统一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在农业文明时代，位于亚洲东部的中华文明，以自成一体的方式生存发展，文明空间因此仅限于东亚地区。与中华文明相似的是，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南部非洲大陆，因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其文明在早期发展演化中也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特征。
一方面，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独特的文明创造力与历史复兴潜能；另一方面，非洲文明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与未来发展潜力。现代文明是开放的、传播的、全球化的文明。中国社会的巨大规模和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决定了中国今天在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进程中，需要突破以往历史时空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获得并打开文明交往与发展创造的空间，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交往与共赢合作。当代的中国，已不可能像以往的西方那样，以殖民、武力甚至战争的方式，通过争夺土地、争夺霸权来实现自身文明生存发展空间的扩展。非和平的发展方式不符合今日的国际社会准则，更主要的是这么做违反中国自古以来的文明传统，违反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宗旨。当代中国始终以全新的方式，运用文明的力量，开辟新的国家复兴与发展道路，开创新的人类交往与国际合作模式。因此，参与和推进国际共同发展与合作发展，在推动世界合作发展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获取最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机遇，正是符合中国国情与国家根本利益的正确战略选择。
今天，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其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多元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社会的贫穷与欠发展状态，使非洲拥有和中国同样的最为巨大也更为持久的发展需求。因此，中国与非洲通过合作，在发展领域建立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陆间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在两大文明体的创造性聚合中相互建构起全球最大的有机发展时空组合，在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合作共赢的原则下，通过共同持久的努力，实现两大区域两大文明的共同发展，实现两大文明的协同复兴，这对于中非双方都是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情。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需要在世界主要大国、周边国家、地区和全球四个层次上处理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多元多维关系。因而，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并非一时之计，一时之需，而是处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全球层面，且具有特殊的基础性地位与战略地位。
鉴于中非关系的特殊性，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始终清楚牢固地把握着中非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不会因为某个偶然因素的干扰而轻易动摇或放弃。今天，对于非洲，中非合作关系在促进非洲提升发展能力、增强发展信心、拓展发展资源方面的战略意义同样在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合作发展的成就，不仅为非洲展示了新的最具潜力的对外合作与发展前景，而且因为中国的加入和努力，非洲在全球发展竞争中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
中非合作具战略意义与特殊价值
第二，中非发展合作关系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目标拓展出重要的外部国际平台，为一个更具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感召力的当代中国“国家身份”与“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特殊的国际舞台。
今天，作为一个介乎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具有某种过渡属性的国家，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合作过程中，可以扮演角色更为多样、作用更加积极、功能更具桥梁中介作用的全球发展推进者、协调者与整合者。当然，处于这样一个特殊位置上的中国，其国家利益的诉求与内外战略的选择，在具有更大的战略选择空间与发展回旋余地的同时，也可能面临着来自更多方面的挑战与压力。
今天，在中国身上，可能更明显地集中了当代人类发展的一些全球性矛盾与复杂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处理好与可能具有不同诉求与观念的发达国家、周边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多维关系，如何以自己的智慧建构起一个更稳定的有多个战略支点的外部发展平台，营造一个更有利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外部环境，无疑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需要有深谋远虑战略思考、缜密周到策略安排与耐心细致说服宣示的战略性重大课题。中非合作正是这一复杂问题上的一个关键性节点，也是一个中国可以更主动作为与积极塑造的战略节点。
中非发展合作是中非双方的一个特殊机会、一个双方实现复兴发展的外部舞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合作发展的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一个给未来世界特别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与希望的建设性大国，一个不是以牺牲他国他族利益而是给他国他族以希望和机会的崛起中大国，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也是唯一选择，否则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遭受到日益巨大的外部阻力与遏制力。我们需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上来理解中非发展合作的战略意义与特殊价值。中非发展合作不仅应该为之，而且是必须为之。对于中国而言，推进与非洲大陆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发展合作，既是国家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责任所在。这种利益与责任合一的战略合作，完全可以给中非双方都带来巨大广阔的机会空间。在全球战略中，当与全球先进的欧美国家和最多欠发达国家的非洲大陆同时形成经济与发展上的共同利益及战略合作关系时，中国就能够拥有实现和平发展目标的牢固而开阔的国际舞台。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中国和平发展目标与过程的怀疑，多数论调出自习惯于旧的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西方国家，对此中国自可坦然面对，但也有一些，是当人们对于未来新的世界秩序存有不确定感觉而将焦虑的目光集中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身上时自然产生。此外，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地区与周边环境，也让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面对着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内外诸大国的、基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利益的冲突与挑战。日益进入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心，担负的国际责任，产生的国际影响，面对的国际挑战持续增大，所有这些，要求中国跳出以往简单的分散的短时的国际问题思考习惯，真正从全球视野和长期战略的高度，构筑出体现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并能保证其实现的国际战略与对策。
非洲作为在空间上与中国距离遥远，在政治与经济上与中国有着历史与现实的稳固联系，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有自身特殊国际影响力的地区，能够为中国展示并实践和平发展战略。中国需要综合运用政治与经济、历史与人文多种资源，主动地多方面地树立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和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积极形象，缓和由全球复杂利益与发展变化引起的压力与冲突，提供一个足够宽广的、能持久地产生全球效应的国际活动平台。这样一种国际与外交努力，并非仅仅是某种中国单方面的愿望与行为，而是基于全球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同时与非洲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合作，进行全球性制度文化创建的长期过程。总之，中非关系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相当的、有全球影响力但却处在利益关系结构另一侧的国际合作与博弈的对象，中国应当启民族与历史之大智慧，以新时期非凡的战略思维与实践勇气，来理解好处理好中非两大文明区域合作所包含的机遇与挑战。
中非合作助推中国思想体系构建
第三，中非发展合作关系会为中国的国际思维和相关理论建设打开广阔的空间，为当代“中国知识”“中国思想”的孕育提供特别的理论温床与实践平台，并由此建构起中国知识与思想的信誉基石与话语权源头。
总体上说，中非发展合作既是中国与非洲各个国家的合作，更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与一块世界性大陆的合作，因而这种大国与大陆间的以发展为核心命题的合作，具有大型文明体系或大型国际关系结构要素间的合作，其所可能牵动的其他重要国际力量的介入、干预与互动，其所可能拓展的战略纵深和在时空上的巨大潜力，在当代中国外交的多维向度中都应该是一个具有宏大历史性格的实践领域与思想领域。当代中国学人对此当有清醒的认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和全球变局的层面上，更加重视对非洲大陆本身和中非关系问题的研究。
中国是古老的东方大国，拥有具有自身历史特色的丰富的国际关系观念及深厚的理论思维传统。在19世纪以前，存在于亚洲大陆广阔之区域，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从东亚到南亚再到中亚的这一地区性国际体系，曾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体系之一。历史上的中国，既是一个东亚国家，也是一个南亚或中亚国家，甚至与遥远的西亚、中东、非洲和欧洲也有直接间接的复杂交往，这让中国在久远的过往时代也拥有了自己的对外交往的经验与知识。虽然这一经验与知识是有限的、传统形态的，但它也让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国际交往潜质与能力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先是以被动方式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际体系而成为一个边缘性角色，后又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加入其中并逐渐向中心位置靠拢。无论怎样，可以说，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或开放或封闭，或以自我中心方式处理对外关系，或卷入或加入或跟随陌生的另类体系，更因有连绵的自古而今的存续历史，其间之种种古代与现代、政治经济与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交往过程，还有种种复杂的历史与周边环境，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国际关系思维与实践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然而，以近代和现代的标准衡量，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环境以及全球的时代变迁相比，现实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虽然中国不可能也不必要照搬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知识，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自成体系的理论结构与知识框架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知识形态的理论化、系统化、民族化进程是明显地相形落后的。今日的中国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能与过往历史与当代经验衔接，能适应国家对外开放和快速发展需要，能适应中国加入国际社会，面对全球化潮流以及现代性的复杂挑战而参与全球变革，参与国际思想竞争与制度建构，能有效促进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理解沟通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
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思想交流，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步突破近代以西方为主的社会科学主流话语的限制束缚，中国产生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和全球性思想的条件在日益成熟，有中国精神气度与视野的中国非洲学的建构也逐渐成为必要和可能。中国学者与非洲学者都应该深知，发展中国家若在科学与知识话语的建构中缺乏实质的有竞争力的参与能力，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与国际交往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于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国际合作与国际援助理论，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原创理论的形成，中非合作及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则有希望成为一个特别的温床，一个提供知识与思想活力源头的特殊领域，以至为具有时代精神同时又深刻包含着中华古老传统的当代“中国知识”“中国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完善及其话语权力的获得，奠定开阔的基础，以原创方式，形成自己新的全球化理论与现代性理论，产生中国自己的跨文化的元知识话语。（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