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影片《一面逃离，一面思念》（Coming and Going）中出现四人骑一辆摩托车、主人公陶醉地模仿演唱卡拉ok等场景时，德国伍珀塔尔市（Wuppertal）Rex影院内的笑声此起彼伏。然而，这部讲述云南两代民工家庭故事的纪录片带给人更多的是感动和沉思。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2月10日报道，出席影片8日德国首映的伍珀塔尔市长穆克（Andreas Mucke）向德国之声坦言：“我觉得影片摄像尤其棒，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中国，片中人物很穷，但却没有怨声载道，这让我印象深刻。”

报道称，影片主人公质朴纯真的形象让不少观众都赞不绝口。一名去过中国的德国年轻女观众难掩惊讶之情：“我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实在太大了。”

“虽然故事发生在遥远的中国，但我觉得不难理解，父母因为工作不在孩子身边、年轻人独自闯荡的事情在许多国家，如我的祖国都很普遍。”一位生活在德国的乌克兰女性介绍说。

报道称，观众群中不乏住在附近的华人。一名学习电影专业的中国学生认为，这部民工电影的特别之处在于关注个体，而他以前看到的纪录片较多关注城乡差异或现代化代价等宏观话题。

离德国很远亦很近

影片的制片人是来自 Wuppertal的导演明斯特（Kim Münster）。她在2011年的一次派对上认识了当时在德国读传媒专业的中国姑娘徐天琳。两人一拍即合，产生了合拍一部讲述中国留守儿童影片的想法。

电影拍摄跨度三年，“众筹”使首次拍摄得以成行。当时采集的影像素材为影片的构思增加了说服力，令项目最终获得了多项基金的资助。

明斯特认为，中国民工的故事离德国很远也很近，“我们从他们身上获利不少，我们使用的不少东西都出自他们之手，正是因为他们，我们才能买到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

这部电影与大多数民工影片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同时融入了中德两种视角。在明斯特看来，这也是两人合作中最精彩的部分：观点碰撞、交流、磨合后再透过镜头拍摄和叙述方式表达出来。

充满未知与坎坷

新晋导演徐天琳对自己的电影处女作颇为满意，虽然拍摄纪录片中充满了未知和坎坷。她说，自己和合作伙伴最初想拍摄一个大家熟悉的在大城市工厂或工地工作的农民工，但是各种巧合和变化后，小城故事反而更加丰富起来。

提及影片拍摄中的困难，徐天琳回忆说，她曾最初尝试通过广电总局获得正式拍摄许可，但是打过多次电话后被告知，该项目无法获得广电总局的许可，因为没有中国电视台或正式制片公司的参与。

此后，徐天琳又联系了云南当地的政府，“因为是基本没有外国人去过的小山村和小县城，我的摄影师又是个人高马大的德国人，为了避免引起麻烦，所以去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和当地的宣传部沟通。”她继续介绍：“我觉得当地的官员态度上还是比较开放的。首先我们不是德国电视台的团队，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担心会有偏见，其次他们对像我这样的年轻导演好像也没什么戒心。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主人公也不完全是典型的民工，我们更强调的是家庭的故事，我想电影能让普通人思考自己对家庭的设想是什么，物质和亲情，什么更加重要？”

希望被更多中国人看到

报道称，这部90分钟的电影不久后还将在埃森（ Essen）上映。徐天琳承认能在德国影院播放是她的荣幸，但她更希望影片能在中国播放，被中国人尤其是民工群体看到。

谈到三年三次前往中国的拍摄过程，徐天琳介绍，她的摄影师卡里曼（Chris Caliman）为拍摄影片第一次去中国，最后也说在中国几乎没有碰到过不友善的人，这改变了他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通过和当地人的接触，摄影师了解到一些中国条件和社会结构的限制，他对中国的印象变得鲜活起来。他的这个感触和我碰到的一些其他去中国拍纪录片的德国导演一样，他们都说去了中国之后，明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却很喜欢那里，尤其是那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