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宋宁而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6期发表《从“双层博弈”理论看冲绳基地问题》（全文约2.2万字）。
宋宁而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安倍政府在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的博弈目的在于，借国内外“双层博弈”，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特定逻辑。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内涵具有不明确性。安倍政府亟须借助围绕基地问题的“双层博弈”等途径，建构全面指导日本内政外交的“积极和平主义”，以期既能使基地博弈成为实现大国发展战略的一环，又能使“实现特定意义下的军事政治大国化”的政策逻辑得到具体“实践”，影响并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惯性思维，进而使人们无意识地忽略“确保日本安全”与“军事政治大国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安倍政府甚至可能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双层博弈”理论由罗伯特·普特南提出，指参与国际谈判的谈判者同时身处两个层面的博弈，不仅要在第一层面上与国外对手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必须在第二层面上使协议被有权反对或阻止协议实施的国内成员接受。这一理论描述了两个棋盘的格局：国际棋盘对面坐着的是领导人的国外对手；国内棋盘的对面则是各个政党、国会议员、机构代言人、利益集团代表以及领导人自己的政治顾问等。
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以来，围绕驻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日本政府当局表现出明显超过此前历届内阁的冒进态度，特别是近两年来与冲绳县政府间掀起激烈诉讼战的急切姿态，显然与“双层博弈”论所强调的政府当局由于面对“不得不同时考虑国际谈判与国内决议两个层面博弈”的“复杂格局”而需具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压力的双刃外交”的谨慎态度并不一致。冲绳各方势力呈现出“全岛斗争”态势，促使日本政府为了在第二层面博弈中获胜而对分化县政府与县民格外用心，两个层面的博弈格局明显失衡，博弈重点几乎全在国内层面，而非美国政府。
安倍与冲绳县政府的诉讼对抗和选举争夺战之激烈，显然不全是为达到“实现基地搬迁”的博弈目的而实施的。这是否意味着安倍政府有着超出基地问题“双层博弈”的其他目的？反观之，在遇到政府当局欲借特定国际谈判的国内外博弈以达到其他目的之情形时，“双层博弈”理论是否存在解释的局限性？解析安倍的言行可知，这些言行首先在于表达“积极”的态度。
（一）如何在博弈中积极作为？
安倍政府在博弈过程中，已知“积极”姿态本身并非问题所在，关键在于在“积极”的表面行动与博弈的实际收益间过大的落差，似乎实效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向公众，具体展示如何“积极运作”，从而令其动机可疑。试问，日本政府令自身行为积极程度远超实际需要的动机为何？
近年来，日美两国间就普天间机场迁移、嘉手纳以南地区的阶段性返还开展了积极的合作。对冲绳县政府展开的一系列诉讼博弈似乎同样表现出中央政府企图快速推动问题解决的“诚意”。不仅如此，安倍政府还通过持续的“积极作为”，扮演“问题的解决者”角色，力图反衬县政府的“消极不作为”。尽管宣传得大张旗鼓，但返还面积相对整个机场而言几乎微不足道，而一系列司法程序上的运作并未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但在基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安倍政府不仅充分展现了解决问题的积极姿态，更向民众展示了“说到做到”的行动力，借基地问题这一日本内政外交的重要课题，进行了“积极”的具体实践。
事实上，安倍政府的这一“积极姿态”并非限于基地问题博弈，而是第二届内阁成立以来的一贯风格。自从2013年安倍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主张“世界充斥着悲剧，日本承诺将一如既往、更进一步，作为和平、稳定的力量，以国际社会间的协调为支柱。我国将继续努力给世界带来繁荣与和平，以不容置疑的实际成绩与不可动摇的评价为基石，重新高举起‘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以来，“积极和平主义”就被树立为安倍内阁的执政风格。既然基地问题“是影响我国安全保障根基的极其重要、重大的问题” ，那么，首相当然有“必要”在基地问题上“积极运作”，以彰显当局时刻贯彻执政理念的执着，而其言行本身又是对“积极和平主义”的生动展现。
（二）为什么在博弈中需要积极作为？
安倍政府在博弈过程中另一个不合常理的表现，就是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必须积极主动把美军留在冲绳”。为什么驻冲绳美军的存在是必要的？安倍政府在基地问题博弈中将这一问题的答案表述为日本面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应对方略。特别是面对冲绳县民，日本政府利用民调结果，诱导民众将“中国海洋威胁”与基地问题挂钩，利用冲绳县民相比本土民众更强烈的安全保障危机感，不断传递着日本必须主动加强驻日美军威慑力的信息。
近年来，安倍政府及其智囊利用这类问题以证明近年来国际格局之变，以表达“世界已经变了，日本怎能还不变”之意。日本国际论坛负责人伊藤宪一在一篇智库报告中指出：“我做出这一建议（积极和平主义）的最大理由当然就是美苏两大阵营的东西冷战格局的消失以及此后发生的国际形势的根本性变化。”“国际形势的根本性变化”指什么？伊藤认为，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对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中国”；其次，中国的国防预算连续20年以上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势头，不断进入海洋、宇宙、信息等新领域，“给他国带来了不安”；再者，朝鲜的核试验也被认为是日本必须转变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理念的重要原因。作为“积极和平主义”的主要提出者，伊藤的观点与安倍言论的逻辑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面对国际形势的根本性变化，日本政府又当如何自处？日本以往的理念被伊藤认定为错误的“消极和平主义”。“‘一国和平主义’最终只会沦为依赖美国的和平主义，难免坠入国防国家建设论的‘一国防卫主义’中。”要避免错误就应认识到，日本战后的和平繁荣都得益于“民主主义圈”构成的“不战共同体”，因此必须主动强化与美国这一“不战共同体”核心的同盟关系。
（三）博弈中不积极作为结果会怎样？
安倍政府“双层博弈”中的明显不合理处，还在于不加证明地认定美军不在场会带来日本有危险的后果，因此认定日本只有积极运作留住美军才能确保日本安全的国家利益，亦即得出了促使美军搬离的基地问题博弈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悖这一匪夷所思的结论。
安倍自称“减轻（冲绳）负担是我们的政治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日本政府十分强调“一项一项任务切实地推进”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是与“仲井真前任知事之间达成的共识”是“极其重要的课题”。而基于1996年日美协议所约定的美军北部训练场的返还，虽然并非出自安倍任内，但安倍将之称为本届内阁期间“实现了本土复归后的最大返还”，收归自己任内成果。此外，还有用留住美军实现强化日美同盟的外交成果。
相反，冲绳县政府和日本前执政党民主党的消极态度与言行则被安倍政府批判为有害的。只是，正如法学学者山口二郎所质疑的：“为何撤销（填埋地）许可就会损害日美信任关系？”换言之，“不让美军留在冲绳”与“致使国家利益受损”间的关系不得而知。
除了“积极无害论”外，还有“消极有害论”。松元雅和指出，和平有“事态和平”、“手段和平”和“目的和平”之分。著名学者北冈伸一认为，“为了达到和平的目的，只使用和平的手段做表面文章的和平主义是冷战后20年日本外交最大的障碍”。他直指“消极和平主义”的“危害性”。既然“积极”对“日本安全这一国家利益”如此“有用”，而“消极”如此“有害”，那么安倍政府自然要为了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结果而“积极运作留住美军”。
安倍政府所需要的并不是作为学术理念的“积极和平主义”，而是可以为己所用的、具备特定逻辑的“安倍政府的积极和平主义”。围绕基地问题的博弈涉及日本内政、外交各领域，正是安倍政府用以建构“积极和平主义”话语的“理想文本”。安倍政府既能借“积极”之名使基地问题本身向有利于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方向推动，又能通过基地问题的“双层博弈”进行“积极和平主义”的具体“演绎”，使得“事关日本和平繁荣，为确保安全，必须积极主动作为，实现特定意义下的军事政治大国化”的逻辑借助一系列的具体“实践”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惯性思维，使人们无意识地忽略“确保日本安全”与“军事政治大国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这一点在解读安倍政府以及后安倍时代政府的相关政策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