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上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谈判国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与会国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与会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占全球4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协定的签署，因为美国主导并且将中国排斥在外，也就成为中美各自太平洋战略碰撞过程中一个回合。

　　TPP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经济基础

　　美国奥巴马政府自上台以来，开始推行“重返亚太”战略（或者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认知中，“亚太再平衡”执行所针对的亚太地区战略的不平衡，主要是指以中国为首的亚太国家的力量在新世纪以来的大幅崛起，从而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这种力量对比的改变也主要是指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大幅改变，从而美国就有必要重新分配和组合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对中国力量崛起的现实进行对冲或者遏制，以达到一种新的稳定或者平衡状态。

　　TPP谈判是美国主导下对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利益重新安排，从而形成一种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结构，并且担当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为遏制中国崛起和拆分东亚经济整合的战略目标构建经济利益基础。原来的TPP只是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印尼几个国家间小范围的多边自贸机制谈判架构。美国将它作为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工具而选择介入后，到如今已经面目全非。美国通过完成TPP谈判企图维护的是其对于亚太地区经济体系的主导权，TPP谈判及其达成也是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的经济层面的主要手段。在WTO谈判多哈回合举步维艰的形势下，美国通过刚刚完成谈判的TPP与正在谈判中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企求继续主导以及引领全球经济秩序的发展方向。TPP谈判及其达成也就成为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重要一环。

　　通过TPP，美国不仅主导包括东亚在内的亚太地区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主导该地区贸易投资的流向。因此美国主导的TPP启动之初，直接剑指东亚经济整合及其一体化进程。TPP现有成员中有多个国家一直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实践中的重要参与者，比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美国不可能不利用TPP谈判的完成和今后其成员的扩容，组成针对中国国际经济阵线，极力拆解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遂行和在东亚地区以中国为首的雁阵体系；同时美国和日本凭借资本和科技优势和参与TPP的国家相互开放国内市场，妄图用TPP签约国的廉价劳动力取代中国作为其主要低端工业品来源，为再工业化争取时间，同时向签约国转移低端产业，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釜底抽薪；制约和逐步孤立正在亚洲乃至全球不断扩大其影响力的中国，将亚太国家继续保留在美国主导的霸权体制之内。

　　TPP利益构成的特征

　　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将TPP称为“历史上标准最高、最具进步意义的贸易协定”，但是我们如果考察一下TPP的利益安排架构，那么就会发现这个奥巴马自卖自夸的区域贸易投资协定存在诸多的先天性缺陷。

　　首先，因为TPP是美国主导的，那么美国的利益自然在整个利益安排架构中处于优先地位。就一个区域贸易协议而言，具体的协议条款和规则不过是参与国之间利益关系的界定，一个区域贸易体制的主导者和推动者，本应该秉持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待多边合作，但是美国在“贸易自由、伙伴关系”的道义口号下，在农产品、知识产权、医药发明权等议题上，美国通过协议条款的利益表达不能不说夹杂了很多自私的理念，强调对自己利益的保护，也就自然损害了其它他参与国的利益，从而使得协议本身的公平合理性荡然无存，其道义号召力也就徒具其表。

　　利益关系的建立无疑是相互的，美国在协议安排处处为自己锱铢必较，也就必然引起参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寸土必争。以日本为例，日本或将在扩大出口汽车等工业品及进口食品降价等方面受惠，但随着新设大米零关税进口框架以及下调牛肉和猪肉关税等部分开放措施，日方恐将在农业领域遭受打击。为了把影响控制到最小程度，日本政府将着手出台增强农业实力的措施以应对。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致力拆除于日本对美设置的各种贸易和非贸易的壁垒，以期进一步打开日本市场；而从日美两国TPP谈判的艰难程度来看，美国对日本的基于自身利益的种种抵抗也是有苦自知，否则也没必要到如今还在为了TPP的达成而同日本进行拔河比赛。

　　作为TPP主导者的美国和其他成员国利益矛盾的尖锐程度，可以从关于TPP的一轮轮艰苦谈判中看出来。协议的达成难度恰恰说明了利益调和和寻找利益共同点的艰难，TPP成员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的脆弱甚至缺乏，并不支持TPP本身的稳定持久性和强有力。不仅如此，在美国的明显企图下，TPP成员国尽管忌惮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而被迫勉强达成协议，也会对美国的利益动机和素无国际信义存有戒心，毕竟东南亚金融危机殷鉴不远，进一步对美国开放市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会让这些成员国心里直打鼓。假使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利益构成的变化，TPP的利益基础消失也就是大概率的事件，TPP最终有名无实。

　　其次，因为美国的亚太战略企图，美国对TPP成员的政治控制超越于贸易投资协定的经济互惠。美国的这种政治控制的企图集中表现是，美国政府将通常在双边贸易条款中的“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ISDS）机制”，扩展到多边机制之中。所谓ISDS机制，就是给予跨国企业在签约国更大的权力，它们可以对签约国政府的法律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要求赔偿，因此极大地扩张了以美国企业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的利益。

　　ISDS机制允许投资者向隶属世界银行或联合国的仲裁机构（均设在美国）对国家提出控告，以获得政策变化造成损失的补偿，将跨国公司的损失转嫁到各国老百姓身上。这是美式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精髓。资本无往不利，也意味着美国的资本控制国家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向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国家组织扩展，从而美国资本不仅控制美国，而且因为TPP协议安排而开始干预TPP成员国国内政治，损害这些国家的主权。

　　因此美国与TPP成员国之间的争斗，也就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蔓延。因为成员国之间利益耦合度的脆弱性，加之美国与这些成员国之间在政治上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展开，TPP体制内部矛盾的张力以及各国的利益撕扯也就有可能随时放大，进而裂解这个体制本身，最终出现作鸟兽散的局面。

　　再次，从TPP的达成到实际生效，从协议生效和实际利益的形成，可谓障碍重重。因为利益上的耦合度有限，TPP成员国不仅在谈判的过程中已经不情不愿，比如菲律宾一度退出谈判，最后一轮的亚特兰大部长会议于9月30日开幕，本来为期两天的会议日程由于谈判在生物药品及乳制品领域难以取得进展而被延长；而且TPP从达成协议到走完各国的国内立法程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5日当天达成的《协定》需要得到相关各国的批准，估计需要数月甚至更长时间。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协议签署当天发表声明，呼吁国会两党支持通过该协定。目前美国国会已有议员对该协定表示反对。而加拿大本月举行大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率一路下滑；越南领导人明年换届。

　　另外，在中国开始遂行“一带一路”战略和主导东亚经济整合的形势下，在除美国外的TPP成员国，因为新的选择可能实现更加实惠的利益前景，也就更加不愿向美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让美国的大公司轻易介入，甚至施行影子政府的职能对当地政府取而代之。他们会寻找种种借口甚至人为设置某些障碍，以拖待变，让TPP落实时限一再顺延。

　　TPP对中国的影响

　　TPP谈判的完成，让人首先想到的是这项协议将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这种担忧的基础首先是一些人来自对美国霸权的错误认知，过于在意“美国的态度”。在美国国内，TPP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似乎都把矛头指向中国，把TPP看作制约中国、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重要手段。奥巴马对中国的现状评价是“劳动力成本低、制造业主要面向出口，没有多少附加值高的产品，也没有强大的国内市场”。他预计，如果中国希望保持过去20年的经济增速，就必须开放本国市场，必须提供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必须停止给予国有企业补贴，中国政府要有许多不得不为之的行动。他认为，如果看到所有邻国都按高标准行事，中国最终也会适应TPP制定的规则，不会因为中方制定了有利于过去那种经商模式的规则，就让美国去适应那类规则，否则就被那些市场拒之门外。

　　因为为这种错误认知，这些人也就自然认为中国应为美国拼凑的TPP体制而陷入了某种两难困境：倘若中国加入TPP，则国家安全、法制建设，遑论经济政策，处处受制于人；美国还会挟试重返亚太的余威，试图将谈判中的中美投资协定（BIT）写成TPP的投资部分，从而将ISDS机制同样强加给中国。倘若若中国说不，似乎只能对“后TPP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作壁上观。

　　他们还认为，因为TPP谈判的完成，中国和东盟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将失去不小的内在动力。在成为TPP成员后，东盟和亚太国家很难再继续对东亚的这方面努力保持强烈意愿。个别国家甚至难免以在东亚相关实践中的存在而换取加入TPP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尤其是在TPP扩容后，还会有更多东亚国家加入，届时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就会越来越难走了。

　　他们这些观点的产生，失于将TPP这个经济手段上升到战略层面予以观察。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于美国竭力拼凑起一个反华阵线。这个反华阵线的形成靠忽悠是不可能的，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在此过程中的大量投入是需要用国力支撑的。也正是在TPP“艰苦谈判”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中国GDP已从08年的314045亿翻倍增加到了14年的636463亿！中国经济已经从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成长到了与美国比肩而立。我国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过程中反而快速强大。

　　在经济体量相差无几的前提下，中美之间的经济遏制与反遏制，在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国际阵线的实际力量对比，也就是各自阵营所形成的战略合力对比。在TPP所形成的阵线中，如果TPP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巨大、基础雄厚，则形成的战略合力也就越大；反之也就越小。很显然，TPP体制的内在利益基础薄弱，成员之间因为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而导致的体制内部张力巨大，所谓TPP强大凝聚力和内在利益动力纯属子虚乌有。国内也有分析人士认为，TPP参与国越多，经济妥协越多，效果会大打折扣。

　　在TPP实现扩容之前，其12个创始成员中只有美日两国堪称经济大国，也只有它们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重大更迭才会导致亚太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是中日两国最大出口产品目标国，中国又是日本最大的进口国，美日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远大于中国在对方的规模。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也不是说切割就能够切割开的。无论TPP是否存在，三国之间现有的贸易投资状况会出现经常性微调；鉴于三国之间各自的产业结构特点以及优势，如果三大国因为TPP而产生重大利益切割，即使对美国而言也是不可承受之痛。

　　中国由于被排除在TPP架构之外，对于TPP的谈判和后续发展自然获得“局外搅局者”的地位。因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实际上也给参与TPP的国家另一种选项，无论在TPP谈判和后续执行阶段，各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会在中美之间两边叫牌。而在亚太的现实中发生的变化，却更有利于中国，而不是美国；在TPP一直被美国用力推动的大背景下，各国被未来欧亚大陆的广阔市场和财富所吸引，再加上中国已经有能力保证其安全，都义无反顾的加入了亚投行，亚投行协议的谈判效率也远超TPP的谈判效率。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中美两国秉持的经济价值观完全不同。美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过程中一贯秉持极端自私和损人利已的价值观，因此在TPP架构的实际利益分配中是想法设法从所谓伙伴身上掠夺利益，更遑论美国会拿出利益来反哺这些国家了，失道寡助。而我国在奉行互利共赢的价值价值观，在于各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对利益的分配更加公平，得道多助。TPP的实质在于美国答应给这些国家的好处有多少以及能否兑现。一个落实不了协议，即使签了也不过是纸面文章。如果我国和这些TPP成员国的合作更深入，共同利益更多，奥巴马苦心经营和竭力拼凑几年的TPP体制，也有可能因为内外均不稳固而一朝实际瓦解。

　　因此，在战略博弈的层面上，TPP即使最终实际运行，也是美国对华的勉强对攻。实际上美国除了这种勉强对攻，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战略选择。即使在中国完全听之任之的情形下，对中国的实际损害也非常有限。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G2战略还是C2战略？

　　在全球战略格局中，中美关系是一组最重要的关系。在近年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声可谓不绝于耳。在美国方面，美国老牌战略家亨利?基辛格提出了“中美共同进化论”的思想，也就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战略关系格局，而我国近年来也发出了关于太平洋的“C2”战略倡议，也就是广袤的太平洋能够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然而由于美国不可能放弃霸权思维，特别是美国国内近年来冷战逻辑的阴魂不散，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也就开始分道扬镳。

　　美国内不少观点认为，TPP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借助规则的力量，既可以确保美国对华长期优势，又能维持中国的长期增长和稳定，这是对美国最好的一种选择。TPP的讨论中，反华“中国牌”无处不在。在TPP的美国农业部与农业和企业领袖会谈期间，奥巴马接受采访称，TPP的重要性在于，要保证在区域内建立商贸管理标准，如果没有这类标准和劳工、环境标准以及透明度，没有保证美国企业得到公平对待的标准，“如果我们不制订世界贸易规则，中国会。”奥巴马的说法便引用无数。希拉里?克林顿则要求加入汇率控制惩罚机制，并点名针对中国。而在我国内，吃着中国饭却为美国的现状“着急”的所谓呼声也时有所闻，诸如“中国加入TPP是正道”，片面强调如果不加入TPP，中国每年会损失多少等等，与大洋彼岸的声音遥相唱和。

　　TPP的政治意义超越经济意义，尽管美国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TPP内部的零关税将与原产地规则紧密相连，从谈判的过程来看，原产地标准将可能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65%看齐，也就是一个最终产品的65%零部件是在区域内国家生产的，才能够零关税。然而诸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哪个愿意调整本国的产业链和牺牲本国就业岗位，去养活美国的企业和产业链，同时给美国企业高额利润？而像越南这样的次工业化国家何曾有能力成为数千万台iphone的供应链？TPP的架构安排是不是给TPP成员国纸上画饼姑且不论，对中国的歧视和排斥企图昭然若揭。

　　美国在中美刚进行高层互访达成战略沟通后的突然变脸，单方面偏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可谓事出有因。也就是美国仍然顽固坚持“G2”战略，对我国的“C2”战略倡议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我们翻开亚太地区地图，将TPP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偌大的太平洋也就实际成为TPP成员国之间的“内湖”，这个内湖显然是不想让中国在其中游弋的。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认为，从短期来讲，中国加入是比较难的，因为美国已经讲了，中国如果作为后来者要加入，必须一对一的和TPP的所有成员进行双边谈判，并且取得对方的认可，如果要和美国、日本进行双边谈判，并且要经过它们国会的批准需要很长的一个周期。此外，从中长期来看，美国肯定会要求我们先签署中美的BIT双边协议。最后，美国还要看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措施和它所倡导的贸易投资新规则是否契合。

　　多年来，美国并未放弃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企图，这也是这些年来持续对我国施加压力，要求我国与美国法律制度“并轨”的根源。奥巴马认为，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是要保证建立商贸管理等方面的高标准，中国要保持经济高增长必须开放本国市场，采取保护专利权等行动。若邻国都按高标准行事，中国最终会适应TPP规则，不会因为中方定了有利于旧经商模式的规则，就让美国适应那类规则，否则就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美国已经明确拒绝中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改变者。

　　美国历来的国策是“胡萝卜加大棒”，在给不出胡萝卜的情况下，剩下的只能是频繁使用大棒了。由于谈判各方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汽车业原产地规则、制药业知识产权保护等三大关键领域未能如期达成妥协，为了确保亚特兰大TPP部长会议达成协议，在美国的主导下，会期还从原定的2天目前被延长到5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加强了对谈判参与国的电话攻势，分别同墨西哥、秘鲁、智利等国领导人就进一步推进TPP剩余课题的谈判举行了电话磋商。自然是许诺胡萝卜。然而由于美国能够对设在美国的仲裁机构的实际控制，全部赢下了在这些所谓国际仲裁机构遭到过的17次控告。这既是“ISDS机制”既丑陋又真实的写照，又是美国时时备用的大棒。对美国很不幸的是，胡萝卜太小甚至没有，挥舞大棒的结果就只能是赶跑兔子，而不会让兔子顺从听话。

　　在目前的全球战略格局中，以美国相对下降的国力而言，美国为了维持其霸权，需要遏制的战略对手远不止中国一家，仅就亚太地区而言，中美之间战略遏制与反遏制的力量对比，美国已经处于劣势。美国苦心拼凑TPP，美国言必称不能让中国制定规则，处处夹带私货却冠以颇具道义号召力的借口，无异于掩耳盗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不仅不会上升，反而因为让TPP成员国望梅止渴而下降。

　　挟TPP谈判完成的余威，美国已经在催促我国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否会将“ISDS机制”作为所谓的“国际惯例”强加给我国，我们拭目以待。

　　TPP的中国对策

　　（一）、彼往之，吾亦可往

　　10月6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北京表示，《协定》是当前亚太地区重要的自贸协定之一。中方对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均持开放态度，希望《协定》与本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结合各方面情况和舆论，我们可以发现这则简短的新闻发言充满了丰富的内涵。

　　其一，“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美国既然想搞一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多边贸易投资协定，就自己搞好了，我们身处局外也无法阻拦。对于美国通过TPP的勉强战略对攻，我们不会一惊一乍，或者有其他反应。

　　其二，中国商务部说的“持开放态度”的话，就是针对TPP对中国的封闭而言的，也就是以“开放”对“封闭”。这是针锋相对，因为其含蓄的表达，这种针锋相对却是绵里藏针式的。

　　其三，商务部说的持开放态度，也就是“彼往之，吾亦可往”。亚太地区对于中美都是相互开放的，中国想去就去！在此地区中国也有同区域国家的贸易安排，大家都可以做生意，而且希望生意相互促进。美国愿意主导完成TPP谈判，中国不会阻拦，就是想看看美国通过TPP能够折腾出什么来。中国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不会受到美国操纵的TPP的干扰，这是一种战略自信。

　　其四，希望《协定》与本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在和平时期，大国之间在经济层面进行竞争司空见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当然不会惧怕竞争，哪怕这种竞争以对手制造的“强大冲击的形式出现”。在我国力推“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刻意去对TPP进行破坏,只会做好自己，同亚太地区国家合作，互利双赢，进行合作的国家都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TPP在竞争中被被捎带着搞垮或者变得有名无实，那么TPP对亚太地区的其他贸易安排自然是一种“促进”。

　　因此，“彼往之，吾亦可往”，亚太地区对中美双方而言都是开放的。我国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绵里藏针，对TPP的所谓“冲击”连消带打。人们之所以容易忽视这个表态发言，是因为在我们以往的战略文化中，我们看多了硬碰硬，比如战争与革命的方式，而对以柔克刚的方式所知不多，了解也不够。

　　（二）、再论对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另起炉灶的必要性

　　美国重返亚太遏制战略的矛头所向自然是对中国经济和贸易进行阻挠和压制，阻挠东亚经济整合进程。在美国主导的TPP迟迟难产及草签的过程中，中国以“一带一路”战略倡议、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机制为抓手，开始了在世界范围的战略布局；和除美日之外的经济重要国家一起，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新潮流，这个潮流滚滚向前。

　　TPP或许是一个区域多边贸易与投资体制建设的又一个尝试，它与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一起，成为美国在WTO之外的一种新的战略举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TPP谈判完成后明确表示不能让中国制定规则，无非是想将美国的“新式”规则体系继续强加给中国，以此为标准促动我国经济体制继续向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并轨”，使我们成为美国的附庸，通过将中国也同时纳入“G2”的战略轨道。

　　我们绝无可能接受美国的“G2”安排，因此就有必要以我们为主进行世界新秩序重构。世界新秩序都是在旧秩序中破茧重生的，我们只能根据目前的国际经济现实，对世界经济规则体系另起炉灶，进而逐步摆脱美国的霸权控制。另起炉灶的路径是，同样在双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尝试首先建立一种区域性或者集团性的多边贸易与投资体制。在此方面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

　　目前，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中国与TPP现有12个创始成员中的9个已有或正在谈判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签订自贸协定大大增进了地区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比如中韩贸易协定将让泡菜、韩国护肤品等大部分商品更便宜地进入中国；中国和东盟的自贸协定让榴莲、山竹、火龙果等热带水果不再是奢侈消费；中澳自贸协定让85%澳洲出口中国的商品享受零关税。

　　中国秉持互利共赢和区域合作的方针，结合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执行，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开始主导形成区域性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从而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树立样板和积累经验，逐步夺取从区域到全球的经济主导权，逐步接管从区域市场到世界市场的控制权与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