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沙月光：龙女士的顽固和倒退
2016-12-20 08:49:53
香港大学演讲现场全场观众合唱《我的祖国》时的画面，令人感动，因为歌声飘来的地方不是成都，上海，沈阳，昆明，南昌而是香港。再看主讲人龙女士的反应，尴尬症令我不得不关掉了视频。
从九十年代到今天，龙女士在大陆经历了从美化到神话的过程。在解严前后的台湾，论深刻她比不上陈映真，施善继，蓝博洲，论叛逆更不能跟李敖相提并论，论文字功力，也比不上胡秋原等人，论细腻，琼瑶，三毛，琦君都在她之上。
龙女士算不上一位真正的作家，她是以时评文出名于台湾舆论界，看看她成名作的几篇标题《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发表于1984年11月20《中国时报》，然后是《生了梅毒的母亲》，这标题不火也难，但现在再去看这两篇文章，这套路在网路如此熟悉。
这类容易引发人们对社会不满情绪共鸣的文章，共同点都是：观点上偏见，言语上偏激，立场上偏颇。像《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针对食品问题的（沙士饮料事件），《生了梅毒的母亲》是环境问题。
但她只提问题，只负责批评，却不揭示背后的真实根子--资本主义贪婪本质下的利益驱使，她不解决任何问题，哪怕是在部长任上。
《野火集》的热卖并不能证明什么，只证明越是浅显偏激的小文，越符合当时台湾速食文化的口味。
那么到今天，台湾”民主“了，”自由“了，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了吗？更加严重。当局还准备引进日本核灾食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用电发电“的地步。换句话说，像龙女士这样的作者，本身无法促进社会改良，除了积累怨气，没有多少价值
顽固的龙应台
长时间丰富的海外生活经历，包括跨国婚姻，从她后来的文字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对她有极大的影响，直接了当的说，她的价值体系参照物就是西方价值体系。
她已经无法脱离开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字里行间带着宗教般的顽固。祖国的概念被淡化，处处可见超越国家观念的文字，所谓人文关怀，比如对待难民的态度，比发下水道与良心，比如不屑所谓大国崛起。
爱国主义离她是遥远的，所以她在香港大学演讲后，写的回应文章中称：“周立伟作为港大副校长，能毫不避讳的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这需要勇气。”这包涵两层意思：
一，龙女士仍然以意识形态阵营来划分情感，《我的祖国》这种歌曲居然在她眼里是需要勇气才能唱，也许在潜意识中，她认为这会受到批判，甚至关押。
二，她完全不理解听众心灵深处的那份家国情怀，周先生作为一名港大副校长竟然有这种情感，令她觉得这是犯了“忌讳”
龙女士是西方文明的传道者，而西方文明核心是基督教文化。她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剖析中国人，回台之后，她仍然浸淫在西方文明和文化体系的基督教文化精神中无法自拔。
从主观上说，龙女士在人文精神之探索之路上迷失了，她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
客观上说，在常年生活的海外，包括家庭，都令她时刻离不开这种文化启迪。
所以她后来变得极其顽固，所谓心灵鸡汤，只是一碗接一碗淡而无味的心灵启示录。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龙迷”，这些答案可以在她的作品集《百年思索》中的辑二《在受难路上》看到，基督教文化是如何存在于她的叙述手段中。当然还有很多文章都有这类表达，只是基督教的味道刻意被淡化。
倒退的龙应台
尽管她从不正面碰撞意识形态，但我们（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明白她的立场，她是在当年台湾“仇共”教育中成长的一代人。但人是会进步的，当大陆邀请她来交流时，我想她应当能看到大陆发展进程和思想上的变换。
作为一名作家，她注定成为不了大师，狭隘的目光可能还可以开拓，但“幽默感”的缺失却无法补救，无论鲁迅，老舍，梁实秋，胡适都会在作品中体现一种天生的幽默感，但她没有，除了早年的偏激，后来的鸡汤，你丝毫看不到这种天赋，有的也只是挤出来的笑话。
在港大，如果她具备幽默感，事情也许并不会如此尴尬，以至于她需要接着发文辨解，最后还来一句“真是，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如她所言，那就等于把自己整个演讲主旨全部推翻，她演讲主题涵意是：歌曲与时代。
就这么简单，自已把自己给否定了，而起因就是《我的祖国》，她宁可否定演讲主题的原因她心里清楚，这次演讲完全没达到要传播某种思想之目的，而且“反作用”很大，居然唤起了爱国心。
这如何是好？所以必须澄清一下：我不认同《我的祖国》包涵的家国情怀。所以“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
她哪里敢赞美中华民族从百年屈辱中站立起来的那一份豪迈和骄傲。
真的令我失望，她倒退得太厉害，好像又回到了1972年的某一天。那天，她还是成功大学一名四年级的外文系学生，经各方考察，得到了上台为蒋公祝寿，恭读颂辞的机会。她发自肺腑，饱含深情的颂辞（不要笑）如下：
大家可能看不清，我摘录几句催人泪下的：
……允文允武，大智大仁。
开业继往，震古铄今，反共先知，寰宇同钦。
东亚堡垒，四海归心，法天行健，全面革新。
……
申张正义，摧毁妖氛，胜利在望，禹甸同春。
……亿仗欢呼，虔颂嵩辰。
1971年11月1日。
她可以在1972年如此山呼蒋公万岁，同样，也可以在后来，往蒋公身上踏上一万零一只脚。
是不是很可笑？人怎么可以这样？太投机了，有一句真话吗？
有人会解释，在威权时代，可以理解一名大四女生身上的压力，那为什么不选别人？因为她在校园的吹捧表现太出色了。
我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任何脱离历史背景去看待一个人的行为，是可笑而幼稚的。
然而龙女士却用长春围城之战，来消解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正义性，她也脱离了历史背景，为什么就能惑听读者呢？她如此肉麻的吹捧蒋公到头来反咬一口，一定要宽容以待？
港大及事后的辩解书中的表现，都说明她在倒退，或者她就没有前进过，她对社会主义新中国仍然反感，否则，不符合西方对中国的认知。
坦率是一种美德，如鲠在喉的感觉并不好。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从九十年代到今天，龙女士在大陆经历了从美化到神话的过程。在解严前后的台湾，论深刻她比不上陈映真，施善继，蓝博洲，论叛逆更不能跟李敖相提并论，论文字功力，也比不上胡秋原等人，论细腻，琼瑶，三毛，琦君都在她之上。
龙女士算不上一位真正的作家，她是以时评文出名于台湾舆论界，看看她成名作的几篇标题《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发表于1984年11月20《中国时报》，然后是《生了梅毒的母亲》，这标题不火也难，但现在再去看这两篇文章，这套路在网路如此熟悉。
这类容易引发人们对社会不满情绪共鸣的文章，共同点都是：观点上偏见，言语上偏激，立场上偏颇。像《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针对食品问题的（沙士饮料事件），《生了梅毒的母亲》是环境问题。
但她只提问题，只负责批评，却不揭示背后的真实根子--资本主义贪婪本质下的利益驱使，她不解决任何问题，哪怕是在部长任上。
《野火集》的热卖并不能证明什么，只证明越是浅显偏激的小文，越符合当时台湾速食文化的口味。
那么到今天，台湾”民主“了，”自由“了，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了吗？更加严重。当局还准备引进日本核灾食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用电发电“的地步。换句话说，像龙女士这样的作者，本身无法促进社会改良，除了积累怨气，没有多少价值
顽固的龙应台
长时间丰富的海外生活经历，包括跨国婚姻，从她后来的文字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对她有极大的影响，直接了当的说，她的价值体系参照物就是西方价值体系。
她已经无法脱离开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字里行间带着宗教般的顽固。祖国的概念被淡化，处处可见超越国家观念的文字，所谓人文关怀，比如对待难民的态度，比发下水道与良心，比如不屑所谓大国崛起。
爱国主义离她是遥远的，所以她在香港大学演讲后，写的回应文章中称：“周立伟作为港大副校长，能毫不避讳的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这需要勇气。”这包涵两层意思：
一，龙女士仍然以意识形态阵营来划分情感，《我的祖国》这种歌曲居然在她眼里是需要勇气才能唱，也许在潜意识中，她认为这会受到批判，甚至关押。
二，她完全不理解听众心灵深处的那份家国情怀，周先生作为一名港大副校长竟然有这种情感，令她觉得这是犯了“忌讳”
龙女士是西方文明的传道者，而西方文明核心是基督教文化。她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剖析中国人，回台之后，她仍然浸淫在西方文明和文化体系的基督教文化精神中无法自拔。
从主观上说，龙女士在人文精神之探索之路上迷失了，她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
客观上说，在常年生活的海外，包括家庭，都令她时刻离不开这种文化启迪。
所以她后来变得极其顽固，所谓心灵鸡汤，只是一碗接一碗淡而无味的心灵启示录。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龙迷”，这些答案可以在她的作品集《百年思索》中的辑二《在受难路上》看到，基督教文化是如何存在于她的叙述手段中。当然还有很多文章都有这类表达，只是基督教的味道刻意被淡化。
倒退的龙应台
尽管她从不正面碰撞意识形态，但我们（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明白她的立场，她是在当年台湾“仇共”教育中成长的一代人。但人是会进步的，当大陆邀请她来交流时，我想她应当能看到大陆发展进程和思想上的变换。
作为一名作家，她注定成为不了大师，狭隘的目光可能还可以开拓，但“幽默感”的缺失却无法补救，无论鲁迅，老舍，梁实秋，胡适都会在作品中体现一种天生的幽默感，但她没有，除了早年的偏激，后来的鸡汤，你丝毫看不到这种天赋，有的也只是挤出来的笑话。
在港大，如果她具备幽默感，事情也许并不会如此尴尬，以至于她需要接着发文辨解，最后还来一句“真是，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如她所言，那就等于把自己整个演讲主旨全部推翻，她演讲主题涵意是：歌曲与时代。
就这么简单，自已把自己给否定了，而起因就是《我的祖国》，她宁可否定演讲主题的原因她心里清楚，这次演讲完全没达到要传播某种思想之目的，而且“反作用”很大，居然唤起了爱国心。
这如何是好？所以必须澄清一下：我不认同《我的祖国》包涵的家国情怀。所以“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
她哪里敢赞美中华民族从百年屈辱中站立起来的那一份豪迈和骄傲。
真的令我失望，她倒退得太厉害，好像又回到了1972年的某一天。那天，她还是成功大学一名四年级的外文系学生，经各方考察，得到了上台为蒋公祝寿，恭读颂辞的机会。她发自肺腑，饱含深情的颂辞（不要笑）如下：
大家可能看不清，我摘录几句催人泪下的：
……允文允武，大智大仁。
开业继往，震古铄今，反共先知，寰宇同钦。
东亚堡垒，四海归心，法天行健，全面革新。
……
申张正义，摧毁妖氛，胜利在望，禹甸同春。
……亿仗欢呼，虔颂嵩辰。
1971年11月1日。
她可以在1972年如此山呼蒋公万岁，同样，也可以在后来，往蒋公身上踏上一万零一只脚。
是不是很可笑？人怎么可以这样？太投机了，有一句真话吗？
有人会解释，在威权时代，可以理解一名大四女生身上的压力，那为什么不选别人？因为她在校园的吹捧表现太出色了。
我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任何脱离历史背景去看待一个人的行为，是可笑而幼稚的。
然而龙女士却用长春围城之战，来消解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正义性，她也脱离了历史背景，为什么就能惑听读者呢？她如此肉麻的吹捧蒋公到头来反咬一口，一定要宽容以待？
港大及事后的辩解书中的表现，都说明她在倒退，或者她就没有前进过，她对社会主义新中国仍然反感，否则，不符合西方对中国的认知。
坦率是一种美德，如鲠在喉的感觉并不好。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