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遭遇恐怖袭击，这凸显了中国在其标志性外交政策项目“一带一路”的心脏地区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这是据称与叙利亚激进组织有关的袭击者首次将目标对准中国驻中亚的机构。此次事件将促使一种更为明确的中国安全政策态势在该地区及更大区域内加速形成。

文章称，此类外部事件会立即引发关注，并迫使中国领导人作出反应。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会对中国全球安全政策的形成带来更为重要的长远影响：它可以为具体政策行动提供参考并创造背景，从而引导和聚焦国内对安全问题的讨论。

中国领导人已预见到中国在全球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并对此作出了反应，自2014年以来，他们更积极地着手定义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安全参与者的角色。

文章称，“一带一路”的潜在经济影响被广泛讨论，但国际观察人士低估了它在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全球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战略评估报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扩张提供了海外空间，而且为海外利益保护提供了一种实践模式。

除对全球力量均衡的潜在影响以及“一带一路”在稳定边境地区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外，中国安全专家还在热烈讨论东道国的脆弱安全环境对于“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会带来哪些不利影响。

然而，安全政策界对于“一带一路”的讨论还暗示了一项重大外交政策转变。例如，军事专家王卫星认为，“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项发展战略，还是一项国家安全战略。王卫星称，“一带一路”项目需要军队保护，他呼吁发展军事力量并将军事力量投射到国外。

中国安全政策专家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受到的潜在威胁来强调一种全球化的安全态势的必要性。他们称，“一带一路”把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变为一项当务之急，他们敦促决策者克服曾经的不情愿，为中国制定更加外向的安全政策。

文章称，中国安全政策界指出的最重要威胁包括恐怖主义、大国地缘政治和国内变革所带来的不稳定。其他威胁包括海盗行为、有组织犯罪、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

中国的安全政策专家正迅速加大努力，试图掌握高风险地区的形势，尤其是东南亚、中亚和中东，但他们还说，作为全球安全参与者的新角色令中国将不得不参与远征军事活动。在此背景下，国防大学教授朱成虎等分析人士呼吁，中国军队应持续扩大在国外活动的地理范围，由周边向更远地区扩展。

为应对上述新威胁，清华大学学者赵可金和李少杰等人还呼吁加强中国私营安保公司与政府机构间的合作。为实现这一点，他们建议对法律框架作出改变，以允许中国安保公司扩展它们在海外的活动。

文章称，为应对恐怖主义，一些分析人士呼吁加强反恐合作，尤其是与中东国家政府间的合作，加强情报收集，并控制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

这些建议中的一部分已经得以实现。例如，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在大力保护“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中的中国公民和资产。一支约由1.3万人组成的新部队为保护中巴经济走廊而成立。在中亚，加强反恐活动的努力最近在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一个四方合作和协调机制中变为现实。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安全参与者的未来角色还将依赖一些外部因素，例如对中国政府构成压力的事件，或是与其他国际参与者开展合作的机会。在国内，“一带一路”计划和这些计划的逐步实施会推动一种外向型国家安全政策的形成，这项转变将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