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1月份的暴涨和2月份的急剧萎缩，中国3月新增信贷再度飙升，推升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61万亿元（1人民币元约合0.1545美元），同比多增9,301亿元。信贷激增令市场怀疑，中国政府是否再次借助大规模刺激措施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无疑加重了市场对中国货币超发的担忧。量子基金创始人索罗斯(George Soros)早前在纽约参加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活动时表示，中国3月份的信贷增长应令人警醒(warning sign)。索罗斯表示，中国以债务推动经济的做法，酷似2007、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美国。
针对市场的担忧，据《新华社》2日发布的英文社评称，一个国家采用宽松政策来支撑增速放缓的经济是合理的，而中国将会继续这样的方针直到经济增长动力恢复。但是，中国不会再借助大规模刺激措施，决策者已经意识到这种短视措施或造成的副作用，例如产能过剩。
该评论称，一国采用宽松政策来支撑增速放缓的经济是合理的，而中国将会继续这样的方针直到经济增长动力恢复。
此外，我国还在消化上一次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副作用，随着经济显现出越来越多的企稳迹象，没有必要推出刺激举措。部分由于季节性因素导致的一季度信贷快速增长只是暂时的。
采取货币宽松来刺激经济是合理的，但不会再借助大规模刺激举措。这充分说明政府很“纠结”。由于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多年来，中国经济依靠投资、出口、房地产（而非消费）来驱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阻止国内经济放缓，政府开启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凯恩斯主义实验”，在此过程中，政府投资和房地产占GDP比重也大幅上升。
这一切全系于廉价货币所推动。2009年是中国投资全面扩张的一年，也是货币供应量跳跃式上升的一年，当年M2增长高达27.7%，明显超过03和07年两轮通胀时期最高水平。
常规来看，所谓市场竞争，也是企业相互间争夺货币的一个过程，正是由于货币相对稀缺，才激发企业创新的意愿和职能，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总体效率提升。
新华社评论已经看出来北京已意识到大规模刺激的风险性
然而讽刺的是，无论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还是我国央行，出于各自利益考虑，在大多数时期内倾向于廉价货币刺激，正是央行间的“共谋”，不仅促成一轮又一轮资产泡沫，而且将经济复苏的周期人为拉长，让经济资源处于空前整体错配当中。
与欧美、日本等国不同的是，我国金融资源更多朝向国有部门倾斜，并且，央企国企投资，占据GDP一半以上的比重。由于民企投资占比过低，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任，仍然落在生产经营低效的央企国企身上。中国3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7%，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同年同期降低3.0个百分点，这清晰反应出，民企生存环境并未改善，甚至朝恶化方向发展。
政府和国企部门加杠杆，直接结果就是，加剧国内产能过剩同时，加重了我国债务的风险性。凡是加杠杆的企业，大多数是运转效率不高的企业，当经济资源大部分被低效企业裹挟时，势必对具有生产效率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表现在针对劳动力、资本、要素资源的争夺）。
并且，如果经营环境恶化，即使企业继续加杠杆，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也用于旁氏融资下的“借新还旧”，银行所释放的流动性，并不会完全涌向实体经济。除非央行加大货币投放力度，这在一季度已清晰呈现开来。
我国总体负债率到底几何？据统计，若计入各类债务（家庭、地方和中央政府、企业），中国债务与GDP纸币达到249%，去年第三季度，新兴市场债务与GDP比例为175%。另外，新增信贷部分大部分用于国企的债务利息支付，以及推高资产价格。
考虑我国金融市场尚未开放，针对地方和企业债务问题，政府可腾挪的空间很大（极端情况下，中央可将地方和重点央企、国企债务转移到自己资产负债表上，以缓解债务风险）但并不构成乐观的理由。
为何？因为我国经济依靠地方和国企债务型投资（加杠杆），则需要源源不断的印钞放水，这不仅让地方和国企投资更加有恃无恐，进而让供给侧改革成为一纸空谈，长此以往，必然绑架央行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不利影响。鉴于此，我国即便短期能够维系债务型经济发展，长期也很可能造成市场信心流失，最终在汇率层面加以呈现。
麦格理分析师Viktor Shvets团队日前报告分析称，中国企业高杠杆短期虽能驱动经济增速，但同时会腐蚀私有领域的信心，进一步导致货币周转速度的下降，再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依赖更多债务积累，如此循环往复，将导致通货紧缩以及债务认同等问题。如果不从债务支撑的投资驱动型经济走出来，中国或将经历另一个“失去的十年”。
中央政治局会议无疑是最权威的观察窗口，尤其是每年三次以经济工作为主题的例行政治局会议，包括4月29号刚刚结束的一季度经济工作会。对市场来说，因为短期经济和通胀的回升而担心政策收紧完全没有必要，但从边际上看，财政货币政策确实处于一个观察期。
2015年的几次经济工作会都对财政货币政策做出了具体指示，比如2015年4月指示财政政策“增加公共支出”、“加大降税清费力度”，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疏通传导渠道”，2015年7月指示财政政策要“保持公共支出”、“减轻企业负担”、“引导和撬动民间资金”，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合理的流动性，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水平”。随后，我们确实看到了包括降准降息、1327号文、PPP、专项建设基金在内的一系列“宽财政、宽货币、宽信用”措施。
但这次会议并没有专门提到财政货币政策，这意味着财政货币政策短期仍难有大动作。这主要是考虑到前期的大量政策、项目和资金已经投放下去，经济也有了一点起色，通胀还有一定压力，中央倾向于暂时按兵不动，边走边看，一旦经济数据出现明显恶化，财政货币政策才会有进一步动作，现在显然还没到时候。与去年相比，今年的经济环境确实更加复杂，经济政策也更注重相机抉择。
总结：在稳增长与保汇率、促就业与调结构、控通胀与宽货币、去杠杆与增债务等多重矛盾中，政府和央行也在左冲右突，短期难以探寻到可行对策，索性暂时采取观望态度。
因为，任何一项改革均深深涉及到深层次的利益割舍，触及到国企和金融机构的核心利益，不触动核心利益的改革只能停留在表面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国的改革一旦停止就会有倒退，所以只能前进，不能玩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