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国全国政协会议13日在北京落幕。闭幕会突出强调今年的提案“质量进一步提高”，显然是要反驳部分舆论长期质疑政协是“政治花瓶”的声音。

文章称，这个聚集8个民主党派成员和社会各界精英的议政机构，对国家政策只有建议权，没有表决权。13日的闭幕会对本次会议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认为：政协委员今年的“参与度高”，共有1948人提出提案，占委员总数的87.5%，而所提交的5857件提案的质量又再提高。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13日讲话时也肯定委员们今年的努力，称赞他们“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

中共高层一直强调，中国不会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而要采取“协商民主”。文章认为，按照这个要求，政协应该大有可为。

新加坡:亚洲民主困局和中国的选择

亚洲的民主和民主化面临着很多问题，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来区分三类社会的民主和民主化，即高收入社会民主、中等收入社会民主和低收入社会民主。

高收入社会民主包括亚洲较早民主化的日本，和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从经济上说，这些地区都曾有类似的经济奇迹。不过，民主化之后，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韩国和新加坡仍然继续着往日“东亚模式”的一些主要特征。

日本民主已经成熟，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到了高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停滞不前。

东亚的另一个群体，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民主国家，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

那些依旧处于低收入阶段的社会，其民主或者民主化的问题就更多，也更为严峻。这里最典型的是缅甸。

文章称，正是因为亚洲社会民主和民主化的复杂性，就有必要讨论中国的民主和民主化选择这个问题。

在民主和民主化方面，中国有没有选择？文章认为，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中国是否可以逃避民主化的过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文章称，很多客观因素的出现，已经为中国民主提供了巨大的内在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分化等，都在客观上促成着中国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下，民主不仅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更是一种分配利益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一些形式的民主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包括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和基层的政治参与等。

文章称，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中国是否需要选择自己独特形式的民主及其发展途径？答案并不容易。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强调反对西方形式的民主，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执政党的立场是关键的，因为其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所要追求的民主形式。不过，随着中国社会力量的壮大，中国最后的民主形式必然取决于执政党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社会是否接受执政党所定义的民主，也会影响中国的民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