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亚太地区，美国决策者有很多值得自豪的地方，也有很多值得担心的地方。一方面，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旧金山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功，促进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和制度发展。但美国决策者基于价值观的亚太政策存在着严重弱点，这值得思考。虽然这一点不足以用来反对基于价值观的政策本身——那毕竟是软实力的来源——但它的确证明应该冷静审视美国基于价值观的决策所造成的后果。

文章称，本世纪中国实力的复兴与美国的战后决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说起来好像有些矛盾，美国人或许既能将对华政策视为自己最大的成功，也能将之视为最大的失败。美中关系正常化最终促成了贸易关系自由化，鼓励了志在振兴中国脆弱经济的邓小平等经济改革派人士。美国对北京予以优待，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在2000年决定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最终促成了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自那之后，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左右，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文章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推动中国崛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间接后果方面，它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经济成就、科技能力和迅速发展的军事实力而变得自信且强大的北京，已经开始对该地区投射军事力量。中国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回报美国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包容政策，而是看起来想要将美国力量赶出该地区，将华盛顿排除在地区秩序之外。

利用一套被称为“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策略，北京公然将矛头对准了美国防御能力，对海上航道构成威胁。此外，在意识到自己建立全球霸权的潜力后，中国似乎在通过各种战略来动摇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很可能是为了让人民币取而代之。

那么美国决策者能够从中吸取哪些教训？一个答案是重新思考美国决策者在分析过程中对“意识形态驱动型”假设的使用，例如现在还在使用的“中产阶级壮大将促成政治自由化”假设。这一假设并不能成立，它也正是为什么几代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会认为应该让中国获得经济实力的原因。它成功了吗？

文章称，与1972年时相比，中国是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度，许多中国公民可以出国，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思想和资金交流。然而，它所产生的意外结果也一样重要，比如中国可能崛起为美国地区和全球利益的主要挑战者。

文章认为，虽然中国的霸权野心很可能会因其人口挑战而受阻，但它未来仍将是世界上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决策者必须改进技巧，学会对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假设进行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