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枫：北京有什么理由不偷着乐呢？
2015-06-20 15:11:21
与闹哄哄的占中相比，香港政改方案几乎在静悄悄中没有悬念地被否决了。说没有悬念，还是有点悬念的。说起来，本人在投票几天前就认为不会通过，并非事后诸葛亮。但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仔细想想，通不过是肯定的。在投票中，建制派议员集体退场，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认知。换句话说，北京本来就没有打算这一提案通过，所以说香港泛民派给予北京沉重打击云云，实在是错得离谱。现在的结局正是北京所要的。
特首选举一直是香港政制中的纠结。中英协议和基本法规定要逐步过渡到全民普选，但具体做法和时间都没有规定，2017年前实现普选是后来的共识。泛民派认定，普选就是全面开放的一人一票，任何人都有当选和被当选的权利；北京则力图确保爱国爱港人士才有资格当选。北京在2014年夏天推出的政改方案开放全民普选，但候选人由1200人委员会指定。这1200人委员会就是现在产生特首的委员会，成员包括行业选举和全民选举出来的。北京对委员会的构成有相当大的发言权。
北京政改方案推出后，在香港引起泛民的强烈反弹，香港占中有此而起。占中的结果是除了扰人自扰外一事无成。港府疏导占中的主要说辞就是让政改走完程序，不要走程序外的非法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民意在支持和反对北京政改方案之间摇摆，但泛民议员的反对立场始终坚定，立法院里只要泛民议员集体投反对票，即使建制派议员占超过50%的简单多数，也无法得到通过政改提案所需要的2/3票数。所以北京政改方案通不过几乎是肯定的。
但是，事情总是有一个但是。只要有4个泛民议员反水，建制派就有望通过提案。泛民议员都在事先宣称将投反对票，港府“做工作”也没用，但意外还是可能的。这里就引出建制派议员在投票前集体退出的蹊跷举动了。在立法院70名议员中，33名建制派议员退出，27名泛民派议员投反对票，加上一名“体制外”人士共 28票反对票；5名准建制派（泛民把自由党看作建制派，建制派把自由党看作盟友但不是成员）和3名商界人士投赞成票，议长按规定没有投票（按照西方议会传统，议长的一票只有在打破僵局时才能投下）。投票开始前，建制派提出推迟投票，遭到拒绝后离场。但议长以已经达到法定人数为由宣布投票有效，于是投票继续，以高票反对告终。
问题是，如果建制派议员受到北京控制，而且能勉强得到2/3多数，北京就会希望政改方案通过吗？未必见得。
现在的政改方案确实是北京提出的，北京在提出的时候肯定是想获得通过的。但现政改方案引发了占中，其中反映出香港相当强大而且普遍的反对民意，北京无法忽视。在这样的情况下勉强通过政改，只能导致香港政局的进一步动荡，北京还逃脱搞乱插手香港政局的干系，北京获得的是怎么做都是错。相反，听任泛民否决政改，北京以退为进，实际上获得的是怎么做都不是北京的错。
否决政改的结果是特首任命回到委员会选举的现行做法。不管这个做法有多少问题，遭到多少人的质疑，现在维持现状成为香港人民的民主选择，再有多少方面的质疑都可以一句话轻易挡回去。至于进一步政改，北京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政改的一般立场，甚至推动政改，但现在被否决了，下一步就要慎重又慎重，要仔细研究研究，要顺应最大多数的民意。换句话说，遥遥无期。而这都是香港人民的民主选择。香港人民把确保北京控制最大化的选择交给北京，北京有什么理由不偷着乐呢？
在这里，不能不回顾香港回归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香港回归谈判是在中国现代政治历史上最不确定的时代进行的，中国还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综合实力和民族自信心都处于低点。邓小平的香港政制制度50年不变是一个英明的决定，但并不是一个富于远见的决定。正是因眼下都走得摇摇晃晃、为看不清未来，所以才冻结现状，把难题留给后人解决。邓小平的很多做法都是这样，包括南海问题。甚至在国内经改领先还是政改领先问题上，也是这样的“遇到问题绕着走”。当然，邓小平不是消极地回避问题。用打仗来做比方，这好比在快速进攻作战中，先留下小部队看守坚固设防的堡垒，主力绕过去直插敌后，等主要战场的战斗结束后再回来拔钉子，很多时候主战场结束也意味着这些钉子的自动瓦解。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英明决定，中国改革现在还在无数堡垒和地雷阵中徘徊。但迂回穿插是战术而不是战略，绕过去的堡垒最终是需要解决的，否则进一步穿插就展不开，香港特首问题现在正是这样。
那北京对香港政治的未来已经有清晰的设计了吗？北京不说，谁也不知道，但北京对香港未来政治的设计与大陆未来政治的设计紧密相关，这是肯定的。尽管香港泛民越来越偏重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北京已经越来越偏重一国。香港政治制度保持不变的50年中，已经过去了18年。政改问题接下去再研究个三五年甚至七八年，那就50年已经过半了，香港政治制度与大陆接轨就是越来越现实的问题。中国的事情变化太快，38年后的大陆政治制度会成为什么样子，谁也不敢担保，但北京肯定想届时的香港政治制度与大陆政治制度能平滑过渡，如果还不能做到无缝接轨的话。因此，被否决的权宜式的香港政改既不能确保香港现阶段的政治稳定，也不能促成远期与大陆政治的平滑过渡，否决了也好。
北京当然不能自己否决自己的政改提案，占中风波之后更是如此。与其让泛民派“险挫”北京政改方案，不如把阻挠政改的罪责统统堆到泛民头上，建制派议员退出表决可以确保这样的结局，否则自由党那5票也退席的话，是可以使得表决人数低于法定半数而迫使表决流产的。这可算是一个阴谋。但即使作为阳谋，泛民依然只能按照现在这样表决，他们的意识形态至上的立场决定了他们没法支持北京的政改方案。建制派议员不参加表决，使得泛民否决成为“空洞的胜利”，但这还不是阴谋的全部。
香港占中表明了建制派在香港的艰难处境，他们要在香港政治中继续生存甚至壮大，必须代表香港人的利益，而不能简单作为北京利益的代言人。退出表决有助于他们不疏远香港选民，在下一次竞选中保持有利位置。既然特首和委员会选举制度保持不变，香港人依然只能通过建制派力量才能影响北京对香港的决策，泛民是靠不住的。另一方面，泛民在占中期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丑态已经展露，否决政改使得（香港人眼里）有限普选也不能实现，对北京缺乏影响力更是负资产，拉上外国势力也不顶用，北京在占中期间对美英的强硬立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建制派退出表决是在为未来布局。
香港政改的故事没有完，泛民会继续推动全民普选，建制也会间或摇旗呐喊，但北京增加的周旋空间比否决政改之前不可以道里计。
特首选举一直是香港政制中的纠结。中英协议和基本法规定要逐步过渡到全民普选，但具体做法和时间都没有规定，2017年前实现普选是后来的共识。泛民派认定，普选就是全面开放的一人一票，任何人都有当选和被当选的权利；北京则力图确保爱国爱港人士才有资格当选。北京在2014年夏天推出的政改方案开放全民普选，但候选人由1200人委员会指定。这1200人委员会就是现在产生特首的委员会，成员包括行业选举和全民选举出来的。北京对委员会的构成有相当大的发言权。
北京政改方案推出后，在香港引起泛民的强烈反弹，香港占中有此而起。占中的结果是除了扰人自扰外一事无成。港府疏导占中的主要说辞就是让政改走完程序，不要走程序外的非法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民意在支持和反对北京政改方案之间摇摆，但泛民议员的反对立场始终坚定，立法院里只要泛民议员集体投反对票，即使建制派议员占超过50%的简单多数，也无法得到通过政改提案所需要的2/3票数。所以北京政改方案通不过几乎是肯定的。
但是，事情总是有一个但是。只要有4个泛民议员反水，建制派就有望通过提案。泛民议员都在事先宣称将投反对票，港府“做工作”也没用，但意外还是可能的。这里就引出建制派议员在投票前集体退出的蹊跷举动了。在立法院70名议员中，33名建制派议员退出，27名泛民派议员投反对票，加上一名“体制外”人士共 28票反对票；5名准建制派（泛民把自由党看作建制派，建制派把自由党看作盟友但不是成员）和3名商界人士投赞成票，议长按规定没有投票（按照西方议会传统，议长的一票只有在打破僵局时才能投下）。投票开始前，建制派提出推迟投票，遭到拒绝后离场。但议长以已经达到法定人数为由宣布投票有效，于是投票继续，以高票反对告终。
问题是，如果建制派议员受到北京控制，而且能勉强得到2/3多数，北京就会希望政改方案通过吗？未必见得。
现在的政改方案确实是北京提出的，北京在提出的时候肯定是想获得通过的。但现政改方案引发了占中，其中反映出香港相当强大而且普遍的反对民意，北京无法忽视。在这样的情况下勉强通过政改，只能导致香港政局的进一步动荡，北京还逃脱搞乱插手香港政局的干系，北京获得的是怎么做都是错。相反，听任泛民否决政改，北京以退为进，实际上获得的是怎么做都不是北京的错。
否决政改的结果是特首任命回到委员会选举的现行做法。不管这个做法有多少问题，遭到多少人的质疑，现在维持现状成为香港人民的民主选择，再有多少方面的质疑都可以一句话轻易挡回去。至于进一步政改，北京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政改的一般立场，甚至推动政改，但现在被否决了，下一步就要慎重又慎重，要仔细研究研究，要顺应最大多数的民意。换句话说，遥遥无期。而这都是香港人民的民主选择。香港人民把确保北京控制最大化的选择交给北京，北京有什么理由不偷着乐呢？
在这里，不能不回顾香港回归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香港回归谈判是在中国现代政治历史上最不确定的时代进行的，中国还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综合实力和民族自信心都处于低点。邓小平的香港政制制度50年不变是一个英明的决定，但并不是一个富于远见的决定。正是因眼下都走得摇摇晃晃、为看不清未来，所以才冻结现状，把难题留给后人解决。邓小平的很多做法都是这样，包括南海问题。甚至在国内经改领先还是政改领先问题上，也是这样的“遇到问题绕着走”。当然，邓小平不是消极地回避问题。用打仗来做比方，这好比在快速进攻作战中，先留下小部队看守坚固设防的堡垒，主力绕过去直插敌后，等主要战场的战斗结束后再回来拔钉子，很多时候主战场结束也意味着这些钉子的自动瓦解。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英明决定，中国改革现在还在无数堡垒和地雷阵中徘徊。但迂回穿插是战术而不是战略，绕过去的堡垒最终是需要解决的，否则进一步穿插就展不开，香港特首问题现在正是这样。
那北京对香港政治的未来已经有清晰的设计了吗？北京不说，谁也不知道，但北京对香港未来政治的设计与大陆未来政治的设计紧密相关，这是肯定的。尽管香港泛民越来越偏重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北京已经越来越偏重一国。香港政治制度保持不变的50年中，已经过去了18年。政改问题接下去再研究个三五年甚至七八年，那就50年已经过半了，香港政治制度与大陆接轨就是越来越现实的问题。中国的事情变化太快，38年后的大陆政治制度会成为什么样子，谁也不敢担保，但北京肯定想届时的香港政治制度与大陆政治制度能平滑过渡，如果还不能做到无缝接轨的话。因此，被否决的权宜式的香港政改既不能确保香港现阶段的政治稳定，也不能促成远期与大陆政治的平滑过渡，否决了也好。
北京当然不能自己否决自己的政改提案，占中风波之后更是如此。与其让泛民派“险挫”北京政改方案，不如把阻挠政改的罪责统统堆到泛民头上，建制派议员退出表决可以确保这样的结局，否则自由党那5票也退席的话，是可以使得表决人数低于法定半数而迫使表决流产的。这可算是一个阴谋。但即使作为阳谋，泛民依然只能按照现在这样表决，他们的意识形态至上的立场决定了他们没法支持北京的政改方案。建制派议员不参加表决，使得泛民否决成为“空洞的胜利”，但这还不是阴谋的全部。
香港占中表明了建制派在香港的艰难处境，他们要在香港政治中继续生存甚至壮大，必须代表香港人的利益，而不能简单作为北京利益的代言人。退出表决有助于他们不疏远香港选民，在下一次竞选中保持有利位置。既然特首和委员会选举制度保持不变，香港人依然只能通过建制派力量才能影响北京对香港的决策，泛民是靠不住的。另一方面，泛民在占中期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丑态已经展露，否决政改使得（香港人眼里）有限普选也不能实现，对北京缺乏影响力更是负资产，拉上外国势力也不顶用，北京在占中期间对美英的强硬立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建制派退出表决是在为未来布局。
香港政改的故事没有完，泛民会继续推动全民普选，建制也会间或摇旗呐喊，但北京增加的周旋空间比否决政改之前不可以道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