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首次领教了中国军队军号的威力。在此起彼伏的尖锐军号声中，志愿军战士一波接一波的人浪冲击，成为许多参战美军兵终身难忘的噩梦。



▲ 志愿军司号员

近代军队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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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制度并非我军首创，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公元200年左右的罗马军团拥有43种不同含义的军号信号。

近代军队的军号制度则起源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军队，战争经验表明在沿着长长的部队队列发送指令时，司号比人声更有效。

19世纪中叶英国设计了盘绕两圈细管体的金属号，成为包括我国军队在内的后世各国军队普遍采用的军号款式。

整个号由号嘴、号身、号碗、连接箍等部分组成，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通信迅速，传达范围广，最远可达1.5公里外。



▲ 常见的英国式军号

中国最早的司号兵出现在清末。北洋新军引进西洋式军号，并编设号兵、号目、号长。1904年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规定：每标（团）设司号长1名，每营设号目1名，号兵8名。

虽然随着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一战后的西方列强军队都已逐渐不再使用军号传达战场军事命令，但同时期的民国由于军事技术落后，军队依然沿用这一制度。

在恶劣气象条件和激烈的战场环境下，声音宏亮的军号声无疑是军队指挥员传达命令、调动部队的得力助手。



▲ 一战中的美军海军军号手

司号员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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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最早的工农红军是从国民革命军起义过来，因此在军号制度上我军也沿袭对方，连设司号员，营设号目，团设号好长，军设号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通信联络体系。

在作战过程中，我军的司号员常常跟随指挥员行动，冲在队伍的最前列，遇到敌军火力的阻击，伤亡颇大，因此有些连队时常会配备两名司号员。

为了补充司号员的损失，一方面我军通过办培训班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司号员，一方面也千方百计留用被俘的国军司号员。



▲ 红军使用过的军号

由于伤亡率高、非常耗费体力，又起着传达指挥员命令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军司号员的地位非常高，经常与指挥员同食同宿，享受同等生活待遇。红军时期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司号员每个月仍可领取三大洋的营养补助费。

由于司号员在战场上一直跟随着指挥员行动，只要善于观察，就能学到很多指挥作战的经验。不少司号员就这样逐步学会在战斗中处置各种复杂情况的知识，增长了指挥才能，逐渐成长为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我军高级领导干部中，司号员出身的不乏其例。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当过司号员的开国中将就有张国华、聂凤智、王辉球、邱创成、李成芳、蔡顺礼、刘西元等。



▲《西行漫记》封面红军号手、开国少将谢立全

内容丰富的号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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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指挥部队、发布命令的工具，军号拥有专门的号谱，可分为战斗、勤务、名目和仪式几类。战斗号谱用于指挥战斗，勤务号谱用于起居作息，名目号谱用于表示部队单位或指挥员职务等，仪式号谱用于部队各种仪式活动。

因此，不管是部队的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都必须熟记不同号谱所代表的含义，毕竟军队的生活、训练和作战都要依靠军号指挥。



▲ 影视剧照：红军司号员

早期红军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号谱，因此双方在交战中常发生误会。1929年红军闽西独立七师三团围攻苦竹山土匪寨子，敌钟少奎部赶来增援。红军不知对方底细，吹起了联络号，狡猾的敌人也吹起了相同的回号，使得红军误以为对方是自己人，结果被敌人突袭到了团部，被迫撤退。

另一次是1929年工农红军第四军攻打福建上杭，国军罗藻部企图突围逃跑，并吹起了联络号调集部队。红军听到号音，以为对方是兄弟部队，就放松了警惕，结果放跑了一个营的敌军。

巧用号谱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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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熟悉国民革命军的号谱，有时候也会为我军帮忙。1930年左权率新红十二军驻扎在福建连城，遭到国军突袭，军部与各团失去了联系。

左权率军部从北门突围后，突然遭遇到一股敌人。机智的司号长吹起联络号，使得对方以为遭遇的是自己人，放松了警惕，使得左权和军部安然突围。

1940年黄桥战役期间，司号员出身的新四军三纵三团团长黄才胜奉命率第三团坚守黄桥镇。

当国军第三十三师在镇东北方向发出总攻击号、国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新四军阵地发起集团冲锋时，他都能及时准确得从国军的号音中判明情况，适时组织部队进入战壕躲避国军的炮击，再待炮击停止后杀出来痛击敌军。三团守住了阵地，为黄桥战役的胜利立下大功。



▲ 新四军司号手纪念雕像

1944年，苏中丰利镇伪军一个团企图突围西窜，但怕遭到新四军的伏击，于是走走停停，非常谨慎。

已经设下伏击圈的新四军，派司号员悄悄潜入伪军前方，用伪军的号谱吹起了联络号。伪军一听号音，以为前面是自己人，于是大摇大摆得走进伏击圈，结果被新四军三旅七团全歼。

使用我军自己的号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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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杜绝被敌军利用，我军也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

1931年秋，工农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和《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内容包括战斗号谱、勤务号谱、名目号谱、仪式号谱四类共300余种。

为了培养自己的军号人才，1933年3月，红军在瑞金附近坪山岗设立红军通信学校，开设号兵班。



▲ 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1934年10月24日，萧克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时，由于红二军团使用的仍是国民革命军的号谱，因而双方在使用军号问答时曾发生怀疑。

事后双方将号谱统一，才消除了误会。

1940年黄桥战役后，八路军南下支队黄克诚部开赴苏北地区驰援新四军，由于八路军穿着黄色军装，新四军穿着和国军韩德勤部一样的灰色军装，双方都误以为对方是国军，于是隔着河交起火来，并都吹响了冲锋号。

双方司号员一听两边号谱相同，马上报告首长，下令停火，才消除了误会。



▲ 太行山上的司号员

军号制度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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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我军对原先较为复杂的军号号谱也进行了简化和改进，比如开饭号由原来的早饭、中饭、晚饭合并成一个。到上世纪70年代我军号谱共7类107种。

随着战争现代化的发展，军号这种古老的鼓舞士气的方法和通信工具，已经不适应高科技战争的发展需要。

1985年，我军「百万大裁军」时，取消了司号员、骑兵等不适应现代战争的专业和兵种，军号制度也随之销声匿迹，播放录音取代了司号员的现场吹奏。



▲ 再次吹起嘹亮的军号

转折点在去年的10月1日，我军宣布在军队内恢复已经消失了三十多年的军号制度，并将在2019年8月1日颁布新的、更完善的军号制度。

当然这不是要恢复军号的通信与指挥功能，而是要大力挖掘和培养军号背后蕴藏的革命年代的战斗精神，使我军在新时期传承红色血脉、回归革命传统中打赢现代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