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报道德国《国际政治》双月刊11-12月号发表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外交未来”项目创始合伙人、跨大西洋关系专家凯瑟琳·克卢弗·阿什布鲁克的文章《“欧洲需要更强的回答”》称，支撑美国联合全世界盟友和伙伴的基础是过去塑造的一套价值规范。而现在，美国有了一位质疑所有这些及其基本的结构的总统。欧洲必须进一步在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角中回答世界权力分配带来的真正长期威胁或基本地缘战略问题，更多地设法维护自身安全，同时在这些角柱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
《国际政治》双月刊记者马丁·比亚韦茨基问：克卢弗女士，美国外交政策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凯瑟琳·克卢弗答：我们正在经历与一种价值规范的明显决裂，它是西方世界70年和平以及维持当前国际格局的机制的基础。而这一规范又基于民主和自由贸易价值观、人权和自由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要素成为现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框架，取代了自美国成立以来一直作为指导思想的孤立主义。随着特朗普上台，孤立主义腔调重返白宫。不仅如此，这些价值观和机制被主动否定。因此日益出现的是“美国独行”而非“美国优先”。这是与70年来一直宣传西方集体安全和繁荣的现代美国外交政策基本理念的最明显决裂。
问：特朗普令全球所有人吃惊。欧洲人能否预见到他是这样一个人？
答：唐纳德·特朗普1987年曾以个人名义花费近10万美元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条广告，阐释自己的外交基本立场——美国将遭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国际合作伙伴的无耻利用。这种腔调也反映在了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和在联合国的两次讲话中。2017年夏，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和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在《华尔街日报》上将世界描述为一个以捍卫个人利益为指导思想、相互对抗的竞技场。这一观点对特朗普影响有多大，从美国的贸易政策、放弃在伊朗核协议中承担多边责任和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事件中就可看出。
问：这是相较于奥巴马政府最大的突破之一吗？
答：是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俄罗斯等大国蓬勃发展并挑战美国的领导角色，美国的巨大优势在于联合全世界的盟友和伙伴。但支撑它的是在世界上塑造美国并使其成为一个霸权国家的价值规范。而现在，我们有了一位质疑所有这些及其基本的结构的总统。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倡建“G9”接过美国权杖
问：欧洲应做哪些准备？
答：欧洲必须加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制定更强和更好的答案。什么是一体化且连贯的对华战略？俄罗斯和中国靠拢有何后果？必须进一步在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角中回答世界权力分配带来的真正长期威胁或基本地缘战略问题。欧盟必须更多地设法维护自身安全，同时在这些角柱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
问：对于德国政府应在发生如此彻底变革的跨大西洋关系中采取何种态度，您有什么建议？
答：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说得很对，我们必须对多边主义进行反思。不久前，芝加哥外交学会的伊沃·达尔德和詹姆斯·林赛提出，一个新的G9（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欧盟其余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应在捍卫民主价值和国际机构方面以及在贸易政策中接过美国的权杖。达尔德和林赛认为，这九个国家和地区必须将合作制度化，例如在防务领域，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我建议德国政府如外长马斯所建议，在世界上更加灵活行事。
欧洲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
问：设想一下后特朗普时代，您认为跨大西洋关系将永久改变，还是可能出现“恢复正常”？
答：我根本不再寄希望于“恢复正常”。跨大西洋关系从乔治·W·布什担任总统开始就已发生变化。布什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分裂欧洲。或者您回想一下，在奥巴马第一个总统任期，更受美国政府重视的是转向亚洲和重启对俄关系，而非维护与欧洲伙伴的关系。直到克里米亚事件和俄罗斯对北约伙伴采取敌对行动后，形势才迅速改变并促使奥巴马政府向欧洲伙伴，特别是安格拉·默克尔靠拢。
问：所以说跨大西洋关系受到威胁并非新问题？
答：是的。我们已很长时间没有问自己，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到底是如何定义的。否则我们或许早就能看到美国和欧洲大陆已相隔多远。我们不应浪费当前的危机，而应务实地予以正视。
问：您对跨大西洋关系未来有何期待？
答：从长期看，如果在军事层面或也在诸如与日本或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层面持续投资欧洲联盟，被欧洲视为弱点的现实情况可能会变成长处。由此一来，欧洲可以重新与美国平起平坐。为此，欧洲领导层亟须拿出政治意愿和资源。鉴于当前世界形势，西方的未来有赖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