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回顾数百年世界金融历史，相当一批国家，特别是美国（东海岸的贵族和犹太出身的）的银行家们、券商们，基本是没有一个好鸟，算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只不过可能你的黑底上是白花，俺的黑底上是黄花而已。看一看当年美国建立证监会的时候，那些美国的伪君子们，和今天香港的混混们并无本质区别。
 

    如果看得更远一点，从整个资本家阶层的逐利的贪婪本性，东西方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当资本家们身上披上了一层不同的马甲，就会使他们逐利的行为，受到文化、道德和宗教的约束，而不会那么自我放任，不让贪欲完全支配自己去最终导致形形色色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让自我和社会毁灭。

 

    首先第一个要区分的是实业资本家，或者产业集团领袖，或者“发展银行家”[1]，这类的资本家企业家和华尔街黑心金融家有所不同。19世纪欧洲的这个阶层就有自身迷上工业技术、工业成就的倾向，以完成宏伟的工程为荣——所以像法国的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1），资本家、工业家和信奉工业进步的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主义者紧密结合的例子，可以说是颇为典型。这些以实业为主体的人，包括像美国的盖茨、乔布斯，日本的松下幸之助，法国100多年前的皮埃尔兄弟，台湾的王永庆，大陆的任正非等等，在事业上都是充满了雄心，以建立企业，推出产品，服务顾客，拓展市场，最终发展出一个行业和独特的企业文化为人生主要目标。他们的快乐建立在实业按照其雄心和梦想去实现上，这是和现在的华尔街金融银行业人士，大不相同的。

 

    在金融行业资本家里的非贪欲因素，主要由自身的上层“贵族阶级”的自我荣誉感带来的行为约束、客观的体制安排如各种政府设立监管机构的监督，以及社会舆论即来自大众的文化和价值取舍，组成，形成对自己的几重制约。

 

    以欧美的金融历史来看，过去也没有来自下层的约束，即监管机构和社会舆论的约束。19世纪欧洲股票和各类期货投机市场的天翻地覆、地震海啸，美国从19世纪后半期到1929年大萧条时的金融市场过山车和神仙跳，都是今天的香港市场望尘莫及的。而欧洲社会里由过去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贵族自我约束的社会责任感或其变体19世纪上层阶级的道德感，也常常在投机狂潮失效，让人们失去心智和理性，把股市债市不动产市搞成不负责任的狂欢派对。大浪淘沙之后，自然有人羞愧自尽，就像这次麦道夫老鼠会破灭后几位亿万富翁那样；或者就是社会上一阵口诛笔伐，开文革批斗大会，好像这次愤怒的美国民众要清算雷曼老板、二房总裁、三大掌柜（指三大美国汽车制造企业的CEO。——编者注）等等；或者就是自己捶胸顿足、闭门思过、“洗心革面”，忏悔完了，罪孽自我洗刷完毕，又等下一波的世纪圣餐的时候，再开怀畅饮、狂吃四方。

 

    美国则是在大萧条后，建立了一整套的法规和制度，例如证监会等等，来对付像纽约交易所前主席理查德·惠特尼这种出身于美国豪门，但仍然到处坑蒙拐骗的人渣。当然，这些制度上的约束，近半个世纪后，又随着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风行，慢慢被取消。在自由至上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算是基本放弃了对金融业的监管。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号称在“依靠CEO们对自己的企业和股东的自我关注”就能很好的实现上市公司的“自我监管”，也就导致了后面这两条约束方式——监管机构和舆论约束的失灵，最后送给了全球人民一个经济大危机。

 

    而香港以及新加坡这些地方的金融业，恐怕就要更加糟糕。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地方的支柱产业是金融业，或者如香港这样依赖金融的地产业，其结构是一种离岸性质。（新加坡和香港原本一度主业都是航运业、转口业，新加坡还发展了相当多的科技产业，但是这些和金融业比起来，或者其公司在本地资本市场上的地位，都已经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地位）。在这种离岸金融中心里，资金流进来，走出去，都是大进大出，没有什么自己国家的腹地的大产业进行依存和服务。说白了，港、新本地只不过是个交易的地盘，而当地人比如本地券商，最多只是扮演个中介的经纪，或者如餐厅酒店服务员那样跟在国际人才后面吃点清汤。这样的经济体，因为缺乏实体企业和实业资本家，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行为取向，也就是以短期和浮躁为主，样样以快钱为宗旨，缺乏长远和非利的其他社会目标。再加上在这种离岸地兴风作浪的，都是外来的券商和各类基金，整天报纸媒体都在讨论这些人的行为、观点和价值观，崇拜一夜暴富的心态，就更了不了得了。

 

    其实，不是所有的小地方或者小国家，就一定要走这条离岸金融中心的死路。一个例子就是欧洲的荷兰，产业以贸易和物流为主，制造业又兼有传统和新高科技部门，既有大公司也有小作坊，国际名牌也不少，金融旅游、材料通讯、渔业农业都还不错。香港过去几年不是没有想过搞科技港、中药港等等花样，可惜最后都变成了地产工程项目。

 

    所以，香港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方向的选取，不光对香港人民自己的生活的取向有重大意义，而且还是其作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龙头，成为带动整个经济的下一轮发展的驱动轮，建立中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现在中央政府关于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新政策出笼，可以说是给了香港一条康庄大道。通过深圳和香港、广州和佛山、珠海和澳门一一搭配这样的同城化，再利用高速铁路，把整个小珠江三角洲联系成一个1小时城市圈，调整内部的资金流、服务流、人才流、物资流，打破诸侯经济的束缚，就不光是把门窗撤了，还要把墙壁和篱笆推倒，最后形成一个统一和一体的行政区域。这样，就会使香港的经济可以真正融入内地，不再靠离岸这条他人的吸血拐杖来苟延残喘。

 

    笔者在《大国游戏》里提到过，香港应该在开发高档消费品上下下功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自己的国家有热爱之心，对自己的文化有自豪之感，对自己的岭南风格有欣赏之意。现在的香港消费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法国意大利过于崇拜，并开始对东方的日本有亦步亦趋之势（当然比起台湾的媚态还远远不及）。殊不知这些所谓文化产品的高档只不过是商业炒作的资金砸出来的。如果香港特区政府、企业和团体，不知道自己这方面的优势，不好好在商业运作上下功夫，不去及时利用自己的中西交融的文化优势，发展些高档消费品出来，以后就怪不得自己没有饭吃了。

 

    而这个问题，其实和上面提到了香港金融业里，包括本地出身的华人的金融圈里，缺乏欧美传统的自我约束性是同一个问题。如果那些有文化传统的欧美金融家都会在金钱游戏里迷失，那么香港这些没有文化传统的人们结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现在香港的精英阶层，基本上可以算是所谓西化华人，就是所谓华裔的世界公民，所谓Global Citizen。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俺虽然长着一个中国人模样的脸，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其利益和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俺是所谓的“世界人”了啊。这个“世界公民”中的“世界”，即Global的含义，恰恰和经济上的离岸金融业，以及其依赖的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是暗合一体的，可以看作是这些自由流动的金融资本全球扩张，唯利是图，无情无义的人格化表现。是在这些精英的人格自我定位上打下的胎记。

 

    这个所谓全球化，体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全球化的战士最听钱的话，哪里有血哪里去，哪里有利哪安家。那么这个和过去的封建贵族传给19世纪的金融贵族们的理念有什么区别呢？过去的贵族，如俺们周人的古公亶父，犹太人的摩西，都要有责任心，对自己的属地和属民起保护的责任。就算只是小商人的弦高，也要牺牲自己的牛肉来保护自己的同胞。这种对自己人民（或“属地”、族群）的自豪和荣誉感，是不可能在全球化的新贵族身上看到的。这些新贵族的荣誉和自豪，不是建立在这种责任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和其他人的收入差距、享受差距上，比如可不可以开一辆比别人的房子还要贵n倍的欧洲兰宝基尼跑车（Lamborghini），可不可以拿着所谓巴黎最新限量版，全香港只有一个的手提袋，去追逐刚刚出炉的二流港姐。

 

    而在最后一条约束要素——监管上，在香港也有问题。在美国，虽然从业者中老鼠遍布，一些金融背景的犹太人在政府里渗透厉害，常常是占据了财政部的高位，但国会参众议员还是没有完全被金融业控制，还是可以有一点点自主性（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讨好选民，但多少引入了本地老百姓的意见）。例如关于送钱给银行过冬的计划（保尔森TARP 7000亿），虽然是最后通过了，还是被人杯葛一阵。美国历来平民讨厌券商，有一种敌对情绪，通过国会这条管道，多少能够起一些作用，还有一些出身贵族但还有点良知的精英，插在各类机构如法院里面起制衡作用（如美国纽约州前州长斯皮策老兄，此前就曾经当过检察长，给华尔街添了不少麻烦）。而香港从港英时代到回归之后，基本上还是一个商人政府，在很多经济领域上，是被金融和房地产里的利益集团控制。[2]而在社会的文化取向上，无论是亲政府的商界，还是反政府的反对派，都是以西方思维和英文作为社会地位高人一等的象征，对西方的来客，常常持逢迎态度。在法制上，自然是搬过来西方的治理法典；如果这西方宝典中有些当年罗斯福、凯恩斯弟子插入的限制性条款，就马上向西方的老板们，比如说基金和大银行的掌门人们躬亲请教：洋大爷需要俺们如何做？哦，这条不好，要改要松？好好好，俺们香港马上改，保您一百个满意。

 

    而这种逢迎态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北边的珠三角要增强国际竞争力？按照这些人的看法，不就是把农民工工资压到在全球都有“国际竞争力”，把环保要求摁低到全球都有“国际竞争力”吗。那么香港的国际竞争力，自然就是把监管制度松成妓女的裤腰带。所以香港的股票市场，一天好几轮坐山车，操作手法上，如大海上漂过来的对冲基金的操盘，或者是无良大股东李泽楷之流在电讯盈科上的动作，可是和山西的黑砖窑差不多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