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报：营造「宽容」文化 习近平用意深远
2016-05-11 11:02:33
今年的「五四」习近平送了「礼」给大陆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习上个月底在安徽合肥调研时，发表了〈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除了「劳动模范」是因为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原故，知识分子和青年都是因为「五四运动」，中共建政以来，就以每年的五月四日为「青年节」。
在讲话中，习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就工作和决策中的有关问题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他们「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对青年要「充分信任、热情关心、严格要求、积极引导」，成为广大青年的知心人。
做知识分子的挚友
评论多认为习近平为大陆的知识分子提供比较宽松的环境，事实上这是当今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因为「创新」是当今中国大陆的唯一解药，而「创新」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动力，而青年则常常是创意的来源，创业的实践者。是以习近平的讲话，对大陆的知识分子和青年确实具有鼓舞的作用。
习的讲话也说明了大陆各级干部对知识分子「不包容、不宽容的，以权整人」，最近的任志强事件就是一例，以至于影响到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的建言，所以才先有中纪委《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文章，又有俞正声要求政协委员作「挚友、诤友」的呼吁，也许这些不同于中宣部的管制作为，不但没有使得大陆的言论市场渐趋活跃，反而引发「权力斗争」，「中央不合」的流言，所以习近平借着「五四」的机会为此一矛盾现象定调。
但是习的定调，大陆言论市场就宽松了吗，各级官员就宽容了吗，显然绝不会如此轻易。讲「宽容」不能是重复中国帝制中，「朕赐你无罪」式的宽容，这种宽容是上对下的开恩，既可以赐，也可以不赐。就算赐了也可以收回，所以宽容与不宽容是没有客观标准可以依据，习近平说：「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这就给了权力者「裁量」和「寻租」的空间，其结果「宽容」就可能变成了恩赐；另外，在中国历史上，共患难时上对下可以宽容，共享乐时就不宽容；能像李世民和魏征一样，古今也仅此一例，所以恩赐宽容不可靠。
中共要真正创造一个「宽容」的舆论环境，必须像「反腐」一样，不仅仅是治标而且要立本，立本之初在于立法，立法之要在于明确规范：对言者的「出发点」的判定之权，不在各级领导，而在司法机构、祛除领导的恩赐宽容之权，剥夺领导的判定好坏之器，使得各级领导不得不宽容，不能不宽容，无权不宽容，这样「有法可依，有教而惩」才能逐步，使宽容成为习惯，使宽容成为修养。
然而任何有形的领导人的讲话，任何法治塑造的「宽容」，依然不足于真正「开言路，兴思想，新时代」，真正的「宽容」是源自于对自己对真理的热衷和追求，和对自己的局限性的理解，相信自己无法全知的谦卑，从而相信别人也可以正确的可能性，进而相信即使我是正确，别人也未必是错的开放自信；即相信「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可能性，才能真正缔造「言无罪，听足戒，有则改，无则惕」（诗经大序）的宽容文化。
复兴诗经宽容文化
「宽容」文化也必须知识分子秉持以民族为情怀，以国家为担当，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士」的传统，「自反而缩」敢予面对不宽容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的勇气，才能营造百家争鸣的时代，迎接百花齐放的灿烂。
近百年之前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青年在「要救国，要警世，要醒民」的热情之下，掀起五四运动，由今而观，他们最大的遗产，不在「提民主，倡科学」，而在传承了士的传统，如今中华民族的复兴，要复兴什么，对国而言，就是要复兴诗经的宽容文化，对知识分子而言，要复兴的就是营造「宽容」的勇气。
在讲话中，习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就工作和决策中的有关问题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他们「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对青年要「充分信任、热情关心、严格要求、积极引导」，成为广大青年的知心人。
做知识分子的挚友
评论多认为习近平为大陆的知识分子提供比较宽松的环境，事实上这是当今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因为「创新」是当今中国大陆的唯一解药，而「创新」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动力，而青年则常常是创意的来源，创业的实践者。是以习近平的讲话，对大陆的知识分子和青年确实具有鼓舞的作用。
习的讲话也说明了大陆各级干部对知识分子「不包容、不宽容的，以权整人」，最近的任志强事件就是一例，以至于影响到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的建言，所以才先有中纪委《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文章，又有俞正声要求政协委员作「挚友、诤友」的呼吁，也许这些不同于中宣部的管制作为，不但没有使得大陆的言论市场渐趋活跃，反而引发「权力斗争」，「中央不合」的流言，所以习近平借着「五四」的机会为此一矛盾现象定调。
但是习的定调，大陆言论市场就宽松了吗，各级官员就宽容了吗，显然绝不会如此轻易。讲「宽容」不能是重复中国帝制中，「朕赐你无罪」式的宽容，这种宽容是上对下的开恩，既可以赐，也可以不赐。就算赐了也可以收回，所以宽容与不宽容是没有客观标准可以依据，习近平说：「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这就给了权力者「裁量」和「寻租」的空间，其结果「宽容」就可能变成了恩赐；另外，在中国历史上，共患难时上对下可以宽容，共享乐时就不宽容；能像李世民和魏征一样，古今也仅此一例，所以恩赐宽容不可靠。
中共要真正创造一个「宽容」的舆论环境，必须像「反腐」一样，不仅仅是治标而且要立本，立本之初在于立法，立法之要在于明确规范：对言者的「出发点」的判定之权，不在各级领导，而在司法机构、祛除领导的恩赐宽容之权，剥夺领导的判定好坏之器，使得各级领导不得不宽容，不能不宽容，无权不宽容，这样「有法可依，有教而惩」才能逐步，使宽容成为习惯，使宽容成为修养。
然而任何有形的领导人的讲话，任何法治塑造的「宽容」，依然不足于真正「开言路，兴思想，新时代」，真正的「宽容」是源自于对自己对真理的热衷和追求，和对自己的局限性的理解，相信自己无法全知的谦卑，从而相信别人也可以正确的可能性，进而相信即使我是正确，别人也未必是错的开放自信；即相信「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可能性，才能真正缔造「言无罪，听足戒，有则改，无则惕」（诗经大序）的宽容文化。
复兴诗经宽容文化
「宽容」文化也必须知识分子秉持以民族为情怀，以国家为担当，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士」的传统，「自反而缩」敢予面对不宽容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的勇气，才能营造百家争鸣的时代，迎接百花齐放的灿烂。
近百年之前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青年在「要救国，要警世，要醒民」的热情之下，掀起五四运动，由今而观，他们最大的遗产，不在「提民主，倡科学」，而在传承了士的传统，如今中华民族的复兴，要复兴什么，对国而言，就是要复兴诗经的宽容文化，对知识分子而言，要复兴的就是营造「宽容」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