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是否真刀真枪地推行经济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列出了很长的经济改革清单，然而外界对于这些改革的进展持有不同的态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3月6日在 华尔街日报 发表文章称：“习近平改革的宏伟目标尚未真正进入落实阶段……改革的阻力十分巨大。”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已经开始实施，到2020年将会看到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全面实现。

从整个2014年来看，经济改革是否以较大的力度推行尚不太明晰，但是9月以后，至少在三个方面的改革是显而易见并且至关重要的：

一是地方财政体系改革。从2014年8月开始，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债务平台从地方财政体系中分离出来。从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地方政府通过举债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的稳定，然而从长期来看，政府肆意举债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危害。有数据表明，2013年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35%。因此，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十分重要，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加以解决。例如，2014年8月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等。尽管这一改革是一项激进的、雄心勃勃的改革，但却也是一项悄然进行的改革，未见媒体大幅渲染。

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2014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表态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前提下实行三权分置，即耕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改革开放至今，除了所有权以外，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大部分时间是合二为一的，统称“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改革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农村土地制度，保障了农民土地的转让经营权，获得租金，同时又不用担忧失去对土地的承包权。

三是进一步加速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APEC峰会以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双边贸易协定，例如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等，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也正在洽谈之中。同时APEC会议以后，国内也辅以一些列改革措施，例如建立证券交易“沪港通”机制、推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地的自贸试验区建设等。

上述三项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都是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让市场准入限制放宽，促进了市场的公平竞争，降低了行政干预的范围。其次，每项改革都试图从经济体制的根本方面对问题加以解决。同时，每项改革措施也都面对反对者的声音，这意味着高层政治领导需要利用政治资源去说服反对者。

有趣的是，这些改革既没有被媒体大幅度宣传，也没有在国内外社会公众之间广为讨论。此外，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三项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三百多项改革措施里的首要改革任务。

“习式”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

尽管相应的特点随着改革的进行和深入可能会不断发生变化，但我初步认为，“习式”经济改革拥有以下六方面特点：

1.“习式”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并且裁量权保留在最高层。经济改革仅仅是习近平众多改革中的一部分，“习式”经济改革融合了广泛、宏大和渐进主义的特点。改革并没有全景式的蓝图，却不难看出是按照一系列中央设计的制度和程序进行的。

2.改革发展与制度过程相协调。尽管改革没有顶层设计，但习近平却十分重视制度过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6个专项小组，分别为：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这些小组的设置让中国共产党可以对改革进行全面的掌控。领导小组的工作机制将改革任务分解传递至对应各个小组，并且向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改革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在地方政府和各部委之间进行了复制，地方政府长官既是改革的领导者，也是受改革的影响者，因此处于一种不确定性较高的微妙境地。

3.改革的政治学动力发生了变化。早期的中国经济改革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激励作为驱动力。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是改革的驱动者，许成钢教授认为“分权式威权主义”是这种改革的主要特征。又如90年代的改革，地方政府放弃了部分财政权利但获取了更大程度的地方经济自治权。然而现今的改革动力却恰恰相反，中国是否应该摒弃企业家式的地方政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4.改革能否被巩固尚存不确定性。启动改革与巩固改革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启动一项改革需要的是一个团结的改革者团队和强大的政治权威来克服官僚政治的阻力；然而巩固改革的成果却截然不同，需要建立稳定的机制，形成全新的改革受益者和支持者联盟。

5.改革具有不均衡性、突然性、仓促性和不可预测性。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依赖顶层决策者的注意力。面对大量的问题，决策者通常难以事无巨细地做出完全准确、理性的决策。此外，习近平的改革日程中包括反腐败、强化党的领导、坚定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和经济改革，这些要素之间某种意义上存在一定内在矛盾。

6.改革在某些方面可能超出预期。由于改革的措施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多个方面，这些改革之间彼此相互补充或相互强化，“习式”经济改革的最终影响或许比各个分领域改革的加总来得更大。改革的进程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极其深入和全面的。

目前对于“习式”经济改革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毋庸置疑的是，“习式”改革的风格已经充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