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争议非常大，因为里面的部分节目确实辣眼睛。

辣到什么程度呢？

不仅在当时把央视解说干沉默了，第二天连奥委会自己都在网上撤下了相关视频（借口版权问题），同时包括马斯克在内的大量公众人士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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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更是干脆称其为“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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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中国互联网对此次开幕式的态度是比较包容的，世界上对该开幕式评价最高的一群人可能都集中在这里。

而对于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该开幕式的问题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总结：

所谓高端的地方我看不懂，但恶心的地方是真的恶心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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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奥运会开幕式不是什么限制级节目，它面向的是全球所有地区和年龄段的观众。

结果我们看到了大胡子阿姨搔首弄姿、图书馆三人神奇互动、“最后的晚餐”群魔乱舞...等等一大堆“LGBT私货”。

这就如同高大上的法国浓汤里放了一坨翔，效果非常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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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你对当前西方的社会风气有所了解的话，又不会觉得出现这样的场面有多意外。

巴黎开幕式的这出大戏不过是近年来西方LGBT运动大肆扩张的一个缩影罢了。

从各国网络平台上潮水般的骂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普通人对这些东西其实也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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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LGBT群体的规模并不大。

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UCLA School of Law）威廉姆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成年人中LGBT人士的占比仅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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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西方社会现在的局面就很让人困惑：

既然大家都不喜欢，相关人士的数量也不多，为什么这个运动会在近十几年出现爆发式的发展呢？



意外的浪潮

所谓LGBT群体就是指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性少数群体，每个字母代表一个类别。

当然现在已经扩展到LGBTQIA+...，算起来已经有160多种性别，而且仍在增加中，我们在下文还是简称L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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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在西方的历史中曾长期遭到社会的歧视与压迫。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该群体的平等权利逐渐获得社会的承认，这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进程。

只是这个进程之后的走向就越来越歪了，具体的表现就是LGBT运动的爆发式发展。

这个局面在时间上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奥巴马的两次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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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2008年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时曾公开表示反对同性婚姻。

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候选人公开发表观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拉选票，跟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一般没啥关系。

2008年的奥巴马既然这么表态，就说明当时的美国社会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保守的。

但到了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他在那年的5月9日公开表示：

“我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认为同性配偶应该能够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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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后，他的竞选团队便在一场面对好莱坞明星的筹款活动中获得了超过1500万美元的捐款，创造了当时美国政客单场筹款的最高记录（后被特朗普打破）。

看到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奥巴马，欧美政客们一夜之间悟了：

原来公开支持LGBT是获取资金捐助的一大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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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条捷径除了能够快速搞到钱以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点，那就是对于西方政客们来说操作难度很低。

因为它非常契合他们玩“身份政治”的传统艺能。

“身份政治”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美等国兴起的一种政治运动，

具体玩法就是按照种族、性别、宗教、民族...之类的属性来区分人们的社会身份，并动员具有共同社会身份的人参与政治活动，以此来为自己争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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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按阶层来划分人群是对社会进行“横切”，那么按身份来划分人群就是对社会进行“竖切”。

这套“竖切”玩法特别容易在不影响大佬利益的情况下拉到选票。

因为如果你帮社畜说话，公司老板们可能会不高兴；但帮某个身份群体的人说话，那就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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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LGBT运动无非就是一个用小众性取向来区分身份的“新版身份政治游戏”罢了，西方政客玩起来自然是手到擒来。

果然，自从奥巴马打开了这扇新世界的大门后，一大批政客就在这条赛道上疯狂开卷。

卷到最后，政客对待LGBT群体的态度甚至成为了评价该政客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更奇葩的是，LGBT的身份居然还成了美国体制内晋升的通行证。

2021年，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任命了一个新的四星上将：蕾切尔·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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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上将是美国现役军人的最高级别，全美140万现役军人中总共也就40来个，无一不是战功卓著的资深将领。

而拜登新任命的这个大佬居然连一天兵都没当过，其任命的原因仅仅是：

“他是拜登政府中的首位变性联邦官员”。

此情此景，不知道前线官兵会怎么想。

另外拜登政府还任命过一个“性别不确定”的“流动性别者”作为燃料和废物处理部助理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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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个经常在新闻里露脸的白宫首位黑人女性发言人，也是个LBGT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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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你不叠几个性别BUFF都没法入宫。

当上层的政客开始通过讨好LGBT群体来吃肉时，下层自然就会有一大群人通过附和这个趋势来喝汤。

于是我们就看到西方社会中出现了大量为LGBT摇旗呐喊的单位和个人，甚至还诞生了很多专门帮你处理LGBT关系的顾问机构。

至于LGBT群体本身，那自然也是很开心的。

他们以前只能蜷缩在社会边缘的角落里低调度日，现在突然发现满大街都是自己的旗帜。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一种“运来天地皆同力”的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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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该群体当然会积极抓住机会，趁势扩大自身的数量和影响范围。

在“各路豪杰”的集体发力下，LGBT的赛道终于卷出了万马奔腾的盛况。

上文提到过，加州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成年LGBT的比例是5.5%。

这个数据看起来并不夸张，但那份报告里还有另一个数据：

在18-24岁的青年人里，LGBT的比例是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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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例就很恐怖了，而它代表的是美国的未来。

我们现在回过头看，会发现LGBT运动大爆发的起源就是当年有人给美国总统候选人打钱。

而所有社会事件的根本原因都逃不过这么一个灵魂拷问：

钱从哪里来？

所以要搞清楚LGBT运动的真相，关键就在于查清楚这两个问题：

是谁在打钱？

他们图什么？



金主

美国最大的LGBT事业资助机构是一个叫ARCUS的慈善基金（下文称“阿库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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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创立于2000年，主要经营的项目有两个：“类人猿保护”和“LGBT社会正义”。

从2007年到2022年，该基金在“LGBT社会正义”项目上的捐款总额达到了2.4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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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不仅财大气粗，社会影响力也十分巨大。

与其建立合作关系的既有索罗斯和巴菲特这样的金融大鳄，也有社会各个领域的组织机构，甚至还包括了联合国的相关部门。

它的创始人叫乔恩.劳埃德.史赛克（Jon Lloyd Stry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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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善人”是一个LGBT富豪，同时也是多位民主党政客背后的金主；在2008年曾被美国LGBT工作组授予“创造变革奖”。

而除了“大善人”的人设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医疗技术公司史赛克公司（Stryker Corporation）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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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市值超过1200亿美元，主要业务是医疗设备销售。

从表面上看，史赛克的主业和他建立的慈善基金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有钱人嘛，同时跑几个不同的赛道也很正常。

不过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

要查清真相，就要回到上文提到的那个关键时间点：2012年。

这一年里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很多长期受阿库斯基金资助的LGBT组织在这一年接到通知：今后将不再保证资金支持。

史赛克的钱包似乎出现了问题，人们已经开始猜测他是不是要退出LGBT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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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

奥巴马主导的医疗改革要求提升医疗器械商的税收，这对史赛克公司的运营成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该公司在这一年被迫裁员5%。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史赛克本人居然对这个断自己财路的医改十分支持，甚至还公开为其站台。

他这种“高风亮节”的态度堵住了社会上很多医改反对者的嘴，对于奥巴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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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

奥巴马在这一年公开表示支持LGBT运动，拉开了该运动爆炸式扩张的大幕。

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别着急，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史赛克公司的股票在2012年后一飞冲天，其股价从50美元左右一路飙升到现在的350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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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的股价背后是他们出色的产品销售成绩，其中最重要的盈利点是：

提供针对性取向问题的年轻人和儿童进行美容手术的相关设备。

没错，LGBT群体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因为该群体对包括手术在内的各种医疗服务的支出是十分巨大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药物支出。

一个在后天利用医学手段“改变自己”的LGBT人士，不仅需要接受昂贵的手术治疗，还要终身服用规定的相关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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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疗企业来说，这就是行走的印钞机。

而如果能够把这些支出都纳入到医保体系中，那简直就是“核动力印钞机”了。

理解这个逻辑后，我们再来复盘一下阿库斯基金的发展历程。

该基金在2000年就已经成立，目的就是培养和开拓LGBT这个巨大的市场。

只是这个市场相对传统社会来说过于颠覆，所以开拓起来的成本极高。

史赛克虽然财大气粗，但要以一己之力重塑整个社会的认知，还是难免陷入独木难支的境地。

所以到2012年的时候，他就快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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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危急关头，黑马骑士奥巴马从天而降。

最终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组交易：

史赛克不仅给奥巴马疯狂打钱，自己还以“医改受害者”的身份力力挺医改，帮奥巴马堵住悠悠众口。

而换取到的，就是奥巴马对LGBT运动的公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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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该运动的发展终于进入了快车道。

从结果来看，史赛克的孤注一掷无疑是成功的，他为包括自家公司在内的大量医疗企业开拓出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市场。

2024年，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内容是禁止公立学校教职工将学生变性的事情通知家长。

该法案签署后加州一片哗然，马斯克甚至因此计划将SpaceX的总部搬离加州（理由是保护员工的后代）。

而这只是“变性文化”渗透美国校园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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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2013年到2020年，该国针对儿童的变性手术数量增加了13倍，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为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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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阿谱尔 (APO Research）的统计及预测，2023年至2029年，全球变性手术市场将以10.4%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除此之外，用于阻碍青春期正常性激素产生的青春期阻滞剂也被大量使用。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家长因拒绝给孩子服用青春期阻滞剂而被当局带走的情况。

你就说这个市场潜力大不大吧。欧美“医疗复合体”是懂做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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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终谁会为这个结果买单，那就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把当下这个“群魔乱舞”的锅全部扣到欧美“医疗复合体”头上其实也不公平。

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

上层精英虽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但如果没有大量基层民众的“保持沉默”，这个运动无论如何也是发展不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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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文章开头不是说西方老百姓也很反感这个运动吗？

那他们为什么还会沉默呢？

这里面的原因颇为奇葩：他们觉得自己理亏。

也就是说西方老百姓虽然讨厌LGBT运动，但又觉得反对LGBT运动是不对的。可以说是非常拧巴了。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会在“反对LGBT运动”这件事上有道德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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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答案揭示了LGBT运动在西方社会畅通无阻的根本原因。



“文明的标准”

人的大脑最喜欢干一件事：说服自己。

所以我们总会在想象中给自己的形象披上一件美丽的外衣：

我是个好人，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一个人是这样，一群人组成的共同体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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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共同体所做之事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共同体就有了合法性。


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共同体比其他共同体“更正确”，那么这个共同体就有了优越感。


如果一个共同体有了优越感，他欺负其他共同体的行为就有了所谓的“合理性”。


这段话听起来有些拗口。

我这样来解释吧：

假设A部落跑去抢劫B部落，这个事肯定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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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A部落的人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愧疚。

但刚才说了，人的大脑最善于说服自己。

所以为了让自己感到舒服，A部落的人就会自我洗脑：

我们是文明的、正义的；而B部落是野蛮的、邪恶的。

于是打劫就不是打劫了，而是“先进文明帮你进步”。

替god行道了属于是。

这波洗脑下来，A部落成员的心里就舒坦多了，以后再去打劫就会更加积极勇猛，部落的战绩也越来越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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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优越感”的认知会越来越深入人心，并最终成为部落成员的基本共识，深度塑造他们之间的协作模式。

另一方面，其他部落的人也可能会被这个“优越感”所吸引，向A部落低头甚至乞求归附。

这个“A部落”就是西方国家。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文明正义”的优越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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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实中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

优越感没办法凭空产生。

无论是说服自己还是说服别人，你都需要一个理由。

至于理由本身的内容严不严谨并不重要，关键是把它编出来。

怎么编呢？

只需要三个步骤：

第一，建立一个标准；



第二，规定“符合这个标准的国家才是文明正义的国家”；


第三，判定我们自己“符合标准”，同时判定其他国家“不符合标准”。



走完这三步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出下面这个结论了：

我们是“文明正义”的，我们“高人一等”。

你看，优越感这不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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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确实非常管用。

不过这跟LGBT运动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涉及到西方国家现在使用的这个“文明国家判定标准”了。

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这个标准，叫“普世价值”。

“普世性”的理论起源于基督教，属于西方的传统文化。

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是由犹太教发展而来的。

不过如果按照犹太教的教义，该宗教就只能接纳犹太人，这显然不利于宗教的传播。

所以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就把规则改成了“谁都可以加入”。

这就是“普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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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世纪的启蒙运动虽然挑战了正统神学的地位，但依然延续了“普世”的思想。

当时的很多思想家都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希望所有人都能接受。

至于这些规律是什么？那就取决于现实的斗争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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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天赋人权”，其实就是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君权神授”而提出来的概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杜勒斯为首的西方政治家们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正式将“普世价值”确立为攻击冷战对手的思想武器。

具体的实施模式就和当年的传教差不多。

于是“普世价值”就成为了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的“文明国家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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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它本身的内容并不严谨。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假设现在有两种观点摆在你面前：

一种观点认为人人生而平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的地位和权利应该和他对社会的贡献相匹配。


你认为谁对呢？

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永远不可能真正掰扯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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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即使是同一套说辞，在不同的环境下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所以问题的关键从来就不在于字面意思是什么，而在于你认同什么。

某套理论一旦被人们所认同，它就会在社会中生根发芽，最终成长为一棵辐射全社会各个角落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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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这棵大树就是“普世价值”，而LGBT运动的无节制扩大则是这棵树上结出的“硕果”之一。



反抗的悖论

“普世价值”对自由平等的诉求解开了束缚在LGBT群体身上的枷锁，为LGBT运动的生长提供了最基础的环境。

所以我们才说“LGBT运动是普世价值大树结出来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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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意味着该运动不可避免的受到这棵“大树”的缺陷的影响。

在现实中，“普世价值”至少存在着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无视文明的多样性，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缺乏客观的态度；


不注重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只谈诉求不看代价。


这些问题放到LGBT运动中，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因为拒绝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忽视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导致LGBT运动的扩张呈现出毫无节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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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就回到了我们前文提出的那个问题：

既然LGBT运动的扩张如此过分，那么西方老百姓为什么还会在“反对LGBT运动”这件事上存在道德的压力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LGBT运动非常符合“普世价值”的内容，而“普世价值”又是他们的“优越感”的根基。

“LGBT运动的无节制扩大”甚至被西方视为“他们文明更加高级”的“证据”：

我们的LGBT运动比你们繁荣，说明我们比你们更加“文明正义”。

这个标准是无敌的。

因为如果比其他东西，其他国家可能还能掰掰手腕；但你要比这个，那其他国家是真的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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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对LGBT运动就等于否定“普世价值”，否定“普世价值”就等于对西方的“优越感”釜底抽薪。

所以不是LGBT不够荒唐，而是西方老百姓在两害相权取其轻：

宁可忍受LGBT的翻江倒海，也不接受自己“并不高级”的现实。

结果就是大家一起把头埋进沙子，集体做起了鸵鸟。

这下“精英的布局”、“政客的投机”、“民众的容忍”全都齐活了，LGBT运动想不“星火燎原”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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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政治正确”面前束手束脚的西方社会，早已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以前你的这套“普世价值”之所以有说服力，本质上并不是因为这堆东西多有道理，而是因为你足够强大。

你强，你就有理；

你强，你才有资格编写“文明国家判定标准”。

所以保住“优越感”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去拼命维持“优越感”本身，而是埋头发展、增强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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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后，自有大儒为你辩经；

落魄了，道理说出花来也没人会听。

所以西方“优越感”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既不是“普世价值靠不靠谱”，也不是“LGBT幸不幸福”。

而是西方七大工业国（G7）的制造业产值之和已被中国一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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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如果不能扭转自身硬实力江河日下的趋势，就必然会更加重视宣传那些他们自己定义的“优势”。

这种“自嗨型优势”虽然只是皇帝的新衣，但世界上也不乏蠢人；反正一个愿编一个愿信，大家双向奔赴，场面还是很温馨的。

而等到蠢人不够用时，他们自然也就“裸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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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巴黎综合症”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法国圣安妮医院工作的日本精神病学家 Hiroaki Ota发现了一个现象：

去巴黎游玩的日本游客会有一定的比例出现恶心、失眠和抽搐等症状，其中有些人还会感到难以名状的恐惧、自卑...严重的甚至出现了自杀倾向。

Hiroaki Ota将这个心理疾病命名为“巴黎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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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游客为什么会染上这种怪病呢？

里面的原因颇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这些人抵达巴黎后，发现这里完全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洋溢着美丽、爱情和奢侈品的地方”，倒是和自己居住的日本城市差不多，同样“充斥着喧闹、肮脏和拥挤”。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们极度震惊，于是便出现了上述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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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法国的《解放报》还在2004年发表过一篇文章：

媒体和旅游广告是造成“巴黎综合症”的主要原因。

杂志经常把巴黎描绘成一个“街上大多数人看起来像模特、女性都穿着高级时装”的地方。

但实际上，巴黎的街角既没有梵高，也没有模特。 

这导致了巨大的失望，游客们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拥挤不堪、垃圾遍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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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专家们做出了专业的解释，但我作为一个吃瓜群众，长期以来还是很难理解这个奇葩的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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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最近看到了巴黎开幕式后某些人的表现，这才恍然大悟：

所谓“巴黎综合症”，不就是一群殖人心态崩了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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