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三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定将大大超过过去的五年。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当中国“一不小心”成为“老二”之后，她与“老大”及其周围国家的关系将变得愈发复杂，“老大”一定会布下很多陷阱（包括经济领域里的陷阱），就等着“老二”跌入其中。

二、中国的经济放缓将呈现周期性和结构性兼有的特点，尤其是人口红利下降等供求面的矛盾，将倒逼中国直面创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经济自由度萎缩等一系列深刻而难解的难题。

三、中国能否有效缓解因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稳定与否，以及能否有从容的心情应对各种更为艰难的挑战。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能在2014-2017年间浮上表层，也需要在这三年间找到有效的切入口和“药方”。

说到“药方”，略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其“药理”必须与“病理”吻合，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手到病除。不然，若“药理“与“病理”不符，也许能缓解阵痛于一时，但却必定不能消除病症于永久。真可谓“一个病症，多种药方”。但“药理”是否针对“病理”，则十分考验“医生”的水平。

改革开放35年来，“药理”与“病理”脱节的事时有发生，虽未酿成重大“医疗事故”，但“治疗”的速度明显拖慢了，走的弯路明显增多了。

改革开放35年，中国其实从一开始就已走上了一条良性的不归之路，其终点就是在经济繁荣和公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完成公民权利的保护、社会多元的呈现、利益集团的良性和有序博弈、法治规范的架构、理性妥协精神的确立、在新的高度上的公平正义的实现等。

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逻辑。符合这些规律的“药方”，就必然能将中国带向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幸福的光明未来，并逐步有效缓解并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反之，革命时代的做法，也许能在短期内极大振奋人们的精神，缓解社会阵痛，但却必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矛盾。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在年前曾提出“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政府-市场-社会-法治，今天我们在改革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政府放出的权力交给谁？答案必定是交给社会。但我们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如果没有，届时是否又会面临一轮新的试错-纠错的过程？当我们的一只轮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轨道上，另一只轮子却走在继续抑制社会成长的轨道上。长此以往的结果，要么是两只轮子分道扬镳，要么是两只轮子彼此撞车。

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一天政府退出了市场，并把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社会，独立法治的位置又在哪里？若没有独立法治，那么再快、再好的市场经济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不具备长远发展的前景，更不能被称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未雨绸缪，而不能再循着改革-试错-纠错-改革的陈旧逻辑继续发展。而这一切的核心，是执政党的转型。

而这一切，显然都不可能在未来的三年里完成，但又必须在未来三年里有所开启，或至少有所感悟。

“李克强难题”与两组速度的平衡

未来的三年，对中国而言显然是异常关键的三年。除了上面论述的这些问题之外，最关键的是，未来三年里，中国的经济将经历周期性和结构性放缓兼而有之的挑战；而一旦经济放缓或遇到挑战，那么所有的深层次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

中国的改革，过去若干年一直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徘徊、挣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总认为改革“急不得”，因为一急就会乱。因此，我们一直采取拖延战术，而且居然也就这么一路“成功”地拖延下来了。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拖延？为什么众多的矛盾能否被缓解或掩盖？因为我们的经济在上升，而且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了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

但未来几年，这个优势将不复存在。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告诉你，未来几年，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高投资的策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以经济自由度持续下降为代价；要么开始积极的经济调整，但是以适度的经济下滑为代价。

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为了“稳增长”，就必须继续依靠投资的“疾风暴雨”；但要“调结构”和“促改革”，就又必须依靠“文火炖汤”式的微调。“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疾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上半年，将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是“李克强难题”。而“李克强难题”能有的“解题”时间，充其量也就只有两到三个季度的时间。换言之，最晚到2014年第三季度结束，“李克强难题”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

关键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问题，绝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内政与外交犬牙交错的问题。

因此，未来几年，中国有两组速度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零碎改革的速度与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就前一组速度而言，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其与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间将是一种什么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将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得以爆发？

就后一组速度而言，未来几年，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都将陆续登台。这些措施孤立地看都有重大意义，但若和社会矛盾上升放在一起看，下面的问题就来了：若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赢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那么再好的改革可能都将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矛盾一旦爆发，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质变。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过去若干年，中国的改革是“急不得”，那么未来三年中国的改革则将是“等不得”。但“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未来三年：高度关注一系列深层隐患

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止于一般人们谈论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的调整，抑或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掌控，而是还涉及到一些经济供求面的更加深层的问题。未来三年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将全面凸显，而其后果至少将影响未来二十年的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然而，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当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动力的时候，我们的创新精神和机制是严肃缺乏的，我们的经济自由度是严重不足的，甚至还在持续下降之中……

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中国除了面临人口红利下降的危机外，还面临另一个可能更为深重的危机，那就是人才危机。前者是低端劳动力数量的危机，而后者则是高尖端人才数量的危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需要一百万高尖端人才，而目前中国则只有一万人；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人还在向海外流失之中。庞大的中国经济体就象一个日益成长的身躯，但其内部的血液却在悄悄地持续流失之中。等有一天我们的身躯长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却忽然发现，躯体里的血液却已流干了……

我们时常自大地以为，我们在崛起，美国在衰败，美国已穷得连联邦政府都要被迫关门。但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过去五年美国的经济调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创新的活力和经济自由度依然不减，而这是一个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相反，中国的经济调整在成功“保八”的同时，却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最致命的是原本就不足的经济自由度还在继续下降，创新精神和机制依然伏阙“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本书后面的章节也将告诉你，由于页岩气等先进开采技术的提升，美国不但开始真正实现“能源独立”，而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将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消耗仅次于美国，并高度依赖外来能源；另一个则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消耗着全球最多的能源，但却已能做到能源出口。两者相比，高下立现。

与此同时，当我们正“埋头拉车”，即埋首于自身问题的解决时，美国正在全球贸易规则方面重新建章立制，中国过去赖以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很可能因此而被虚化。未来三年，中国若不采取积极有为的战略，中国很可能又会被迫从现有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下来，重拾别人已经制定的游戏规则。

……

一切都与未来的三年有关。

中国面临着许多我们自己可能都看不见的深刻危机。这些危机都将在未来三年里或显现，或激化。

而我们也只有三年的时间。

如果到2017年，我们仍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那么中国未来的麻烦将很多，现阶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而长期来已习惯了“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逻辑的我们，能否抓住机会，励精图治？

希望我只是杞人忧天而已。但未来三年，中国确实成败在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