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枫：中国一发不可收拾地一路直冲世界第二
2015-11-19 16:46:03
20世纪的最后20年到现在，中国崛起是世界范围里最大的大事。大国崛起是历史上的大事件。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带有历史特点，但大国崛起是有共性的，这就是：大国崛起从来不是简单的轮流坐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不是由于发明了某一“奇技淫巧”，而是由于崛起的大国带来了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理念。那中国崛起带给世界的是什么呢？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互利共赢，与中国贸易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对方，这是中国在今日世界占进出口总额第一的基本原因。中国出口总量早已多年稳居第一，按照过去十年的趋势，即使中国经济增速放慢，中国进口总量超过美国也指日可待。但单纯经济总量不是大国崛起的充分条件，不然60-90年代日本经济高居世界第二的时候也应该带入一个日本崛起了，但是没有，而且日本的经济奇迹也只是昙花一现。
大国崛起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时也简称为国力）获得决定性增长是一个意思。国力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定义。但国力又是很实在的概念，谁都认为明白其中的意义。对于国力有两种基本的“计算”方法，一种是客观的，用钢产量、发电量等“硬指标”或者更宽泛的GDP，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数据，客观，可以可靠测量，而且可以可靠对照，但到现在人们都已经明白，光靠数据是不能判断一个国家的国力的；第二个方法是主观的，凭经验和感觉，而不是看数据，好处是可以结合进不容易用数据衡量的东西，比如国民素质和凝聚力、教育程度、创业精神、军人训练和士气等，缺点是有很多主观判断的因素。到现在为止，客观的国力计算基本上还没有算准的时候，但主观的国力判断倒不乏判断准确的例子，尽管看走眼的例子也同样多。在现实中，历史上大国领袖建功立业的基础通常对自己和对手国力的精确判断，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世界大战在三十年内打不起来”就是正确但是主观的判断，并没有基于“硬数据”的计算。
眼下大国国力方面最大的话题就是美国与中国的相对国力，对于这方面见仁见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相对美国来说依然在快速发展，即使恶意唱衰中国、认为中国即将进入萧条的人也用GDP增长不超过2.5%作为中国进入萧条的标准，而不是通常的GDP负增长，而GDP增长2.5%是过去几年美国经济从2008年危机中“强势恢复”的平均水平。中国现在的GDP增长率在7%左右浮动，悲观地往低估计也有说是5%的，未来几年里的目标也“只有”6.5%，但过去20年里美国经济最火爆增长的时候也不超过4.5%。中国经济一方面依然有泡沫成分，另一方面还有很多杠杆没有启用，所以没有理由长期保持在5%的“中国式低位”。不过GDP实际增长率只是一个方面，人们容易忽视一个重要事实：世界政治经济大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几年前，有过一个“北京共识”的说法。这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 “华盛顿共识”有明确的定义，也就是说，减少政府干预、国企私有化、保守的中央财政、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但“北京共识”并没有明确定义，这个说法不久后也淡出了。但“北京共识”所代表的理念并没有消失，也就是说，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领先，意识形态淡化。不管什么意识形态，能带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才是好的意识形态，“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道理不复杂。但是“北京共识”实际上只触及中国崛起原因的一半。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经济的爆发性增长有两种主要动因：1、技术突变，2、经济模式突变。技术突变的经典例子是机械化，机械化使得人们得以借用远远超过人力和畜力的机械力量，完成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技术突变使得世界突然进入全新境界，首先进入的是粗放耕作的时代，抹平了以前的差距，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只要有胆识、能动手，常常可以捞到第一桶金。大浪淘沙一旦开始，只有真金才能沉淀下来，然后进入精耕细作的时代，经济恢复到稳定发展。英国、美国、德国是技术突变引发经济和国力爆发性增长的典范。
但技术突变触发经济爆发性发展是有条件的，技术的突变要适合多数人的教育水平，要能够促使多数人的就业和滚动制造更多的就业。机械化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机械原理在相当程度上是直观的，只需要不多的算术就可以起步，金工与木工、铁匠在工具和方法上不同，但在理念上还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当前所谓的数字革命就不尽然，尽管这也是技术突变，但大数据、人工智能就不是直观的，程序编制也与传统技能没有相通之处，更多依赖抽象思维，在增加就业和滚动制造新的就业方面就比较困难，尽管相关需求很大。
另一方面，技术突变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很难人为操作技术突变的产生。相比之下，经济模式突变的人为可操作性要高一点，尽管也不是想推动就能推动的。经济模式突变的经典例子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经典自由贸易的高度发展形式，也是生产成本在最终产品价格中比重降低和运输高度发达的结果。机械化开始的生产商业化使得生产的产出不再局限为本地消费，而是为更大的市场所消费。商业化生产在根本上改变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促成了生产和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商业化生产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但比较优势不局限于一国之内，商业化生产超越国界就是全球化了。经济全球化早就开始，但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进入快车道，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中国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在于把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低技术、低附加价值的部分转移到低成本的产地，主要目的是避免转移源地高成本的困难，转移源地的高生活和高消费水平可以适当补偿运输成本的增加，但低生产成本的优势最终大大增加价值链的总附加价值，为资本带来更大的利益。全球化的次要结果是为低成本生产目的地带来投资和就业，提高生活水平，间接扩大市场，使得资本进一步得益。这是资本的自然行为，也是保持发达国家“雁行模式”的自然做法。问题是，经济模式突变的结果常常不是起因能控制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而方兴未艾的数字革命使得传统雁行模式受到极大的威胁。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采用大进大出、外贸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经济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步，而是一发不可收拾地一路直冲世界第二大经济地位，并有望在可预见的将来达到和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全球化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和韩国的崛起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还有南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也是全球化的先行者。如果韩国甚至日本的人口还不够，韩国、日本的崛起有其特殊时代因素，不具备代表性，那还有印度，发达国家向印度转移低端制造产业开始得更早，只是进展非常缓慢。南美经济则陷入中等收入怪圈，至今不能自拔。为什么后来者中国能取得成功，而先行而且政治更加正确的印度没有取得成功？中国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意义？这才是“北京共识”的重要性所在。
相对于人口基数而言，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但这也不是世界上独有的。就聪明好学而言，北美大中小学里的学习尖子常常在华人和印度人之间角力，有韩国人的地方，还会来一点点三国大战。吃苦耐劳更不是中国人专有的天性，早年闯北美的欧洲移民（包括最早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后来的德国人、乌克兰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等）垦荒拓疆时的吃苦精神至今令人肃然起敬。另一方面，且不说历史上的鸦片族和八旗子弟，环顾当今中国倒是有不少宅族使人担忧。常有人指责这国人懒、那国人散，但只是100年前，中国的革命先贤和进步启蒙思想家还对中国人的浑浑噩噩和一盘散沙不乏抨击。那是什么原因呢？
全球化中向目的地转移的技术基本上都是低端技术，准入门槛低，训练要求低，这与中国在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但经济建设要与上层建筑相适应，才能顺利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原理成为很多人的批判甚至调侃的对象，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相适应的原则不是想诋毁就能够诋毁的。上层建筑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中的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打破意识形态的禁锢，然后“不争论”和“发展是硬道理”进一步淡化了当时盛行的极左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作用。这是高屋建瓴还是实用主义的策略性的做法，可以争论，但去意识形态化在客观上起到促使上层建筑反过来适应经济基础的作用，这个“再对齐”是历史性的。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具有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的能力。过度强调上层建筑的超前拉动作用的话，上层建筑会反过来对经济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不争论”正是与经济基础脱节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再对齐，中国经济从此起飞。
在教条主义理论里，上层建筑一旦超前发展了，只有等经济基础跟上来，绝无“倒退”的道理，即使上层建筑实际上已经反过来对经济基础造成负面作用。邓小平是一个实干的人，不大考究理论上的东西，但这可能可以看作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在与经济基础脱节的情况下，上层建筑可以“容许倒退”。有意思的是，这不单对极左意识形态有效，对于其他意识形态也有效，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上层建筑的另一个方面包括政府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建设的执行力，改革开放维持了中国政府的这个能力，这是中国所独有的。强大的执行力与人心思变相结合，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大变革，中国人从小农经济思维进入商业经济思维，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社会关系。这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大事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这么多的人脱离贫困，并为世界上其他贫困国家的人民指引方向。
这是国内政治层面。在国际上，中国坚持主权独立，包括顶住外部压力，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不光是主权和尊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选择适合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发展方式的权力。
在历史长河中，主权平等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这是1648年在现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蒙斯特和奥斯纳布鲁克签订的和约中规定并为后世所遵守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30年战争的结果。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教如火如荼，在西欧和北欧尤其发达，这也是欧洲新兴力量兴起的地方，以荷兰、瑞典、丹麦为代表。法国出于争霸欧洲的野心，也加入新教一方，连英国和俄罗斯也插了一腿。另一方面，代表天主教正统的神圣罗马和教皇纠结西班牙、南德诸侯和波兰-立陶宛，试图压制新教力量的兴起。双方以“我的上帝比你的上帝更正宗”为名，甚至在同一阵营里互相残杀，行争夺地盘和资源之实。丹麦觊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及更多的北德地区，并与同属新教阵营的瑞典在背后互捅刀子；瑞典的胃口不仅在于波罗的海沿岸，一度打到波希米亚；荷兰试图摆脱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并接过北德的汉萨同盟对海上航运的垄断，俄罗斯的脑筋则是夺回被波兰-立陶宛占领的土地（17世纪初连莫斯科都被波兰-立陶宛占领过）；北德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先参加新教联盟打天主教联盟，后参加天主教联盟打新教联盟。列强在欧洲的中心大打30年，日耳曼各邦国和波美拉尼亚人口消灭过半，所有人都打残了，只能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国家主权不得侵犯的国际关系准则，民族国家的概念也由此建立。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300多年里，尽管战争依然不断，各国至少口头上还是信誓旦旦要尊重国家主权的。但冷战胜利冲昏了西方的头脑，不仅有学术界的“历史的终结”的狂言，更有政界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叫嚣，意识形态的天鹅绒手套里是军事力量的铁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毁于一旦的倾向。在这样的国际环境里，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不是对“外来先进影响”的推脱，而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也是在国际层面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适应。环顾很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不少国家在空降民主和震荡疗法后一蹶不振，这并非民主或者市场经济之过，而是水土不服的缘故。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政教分离在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面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则某种程度上可看作国际关系上的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和由此而来的理性主义的思想启蒙是欧洲在近代起飞的真正动力，大航海、大机器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但教并不一定指狭义的宗教，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相分离也是政教分离。国内政治中上层建筑主动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和国际政治中确认主权独立和意识形态多样化是与政教分离原则一致的。
“北京共识”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政府的执行力。凡事不仅需要正确的战略方向，还需要灵活的战术技术，更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力。对于教学来说，教育思想好比战略，教学方法好比战术，执行力则是课堂控制。如果空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但课堂控制一点不行，学生根本不听，那就全是白搭。对于打仗也一样，只能空谈战略和战术，但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攻必克守必坚，那也绝无打胜仗的道理。中国各级政府有很多问题，“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有一定的道理，还有斩不尽杀不绝的腐败，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的执行力世所罕见，在经济大政方向对头的情况下，坚定大胆、实事求是地扎实发展，像压路机一样不可阻挡，特区、高铁、地铁、城建、移动、高速公路、新能源等都是例子，这也是国际上对亚投行、一路一带不敢轻视的基本原因。
大国崛起从来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也不能单靠经济实力和影响。大国崛起必定代表了新的社会发展理念。英国在工业化方面先行一步，并以海外贸易立国，但英国在对待殖民地方面比西班牙、法国等更加含蓄、怀柔，扶植地方精英，甚至鼓励地方发展，对殖民地有所回馈，而不是一味掠夺。美国在英国的基础上，放弃显性的殖民主义做法，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同盟打造隐性殖民主义体系，至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美国通过打造世界范围的话语权，不顾各国的经济社会现实，推行甚至强加美国的政治理念，空降民主，动辄以制裁甚至战争“惩罚”不愿意俯首帖耳的国家，终于引起反弹。
历史属于原创者，重复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从来不可能成为打造新一代大国的基础。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去意识形态化达到两个作用：在国际上确认上层建筑的多样化，确认各国自行决定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权利；在国内则主动实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再对齐”，启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如果把“北京共识”再定义的话，这样的“北京共识”越来越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兴趣。说到底，只有把经济基础提高了，才谈得上稳固的相应的上层建筑，沙中楼阁是没有稳定性可谈的，世界上现成的例子比比皆是。再退一步说，西方指责中国在与独裁政权经济合作中罔顾民众利益是没有道理的，发展经济与改善福祉不矛盾，且不说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最贪婪的独裁者也希望有一个富庶的民众群体可供剥夺，而富庶与满足的民众也更容易管辖。反过来，不惜以制裁为代价，单方面强推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反倒真正损害了民众的福祉。对于嗷嗷待哺的贫弱国家，这种“为你好”的制裁是彻头彻尾的虚伪，损害的永远是民众，而不是独裁者。
中国的先例打破了美国为首西方世界对经济发展的话语霸权，中国的经济实力打破了美国为首西方世界的经济霸权，中国成为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突变因素，这才是亚投行的重要性所在。美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一强独大，但并不能一手遮天。IMF越来越倾向于给人民币以SDR，这代表了人民币信用的质变。美国和英国是没有什么外汇储备的，因为美元与英镑具有足够的信用，任何美英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外汇结算都可以用美元或者英镑进行，而接受国没有任何风险。人民币一旦具有SDR地位，也将具有这样的地位。这不仅对于中国是这样，对于外国也是这样。以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不仅有利于与中国的结算，还有利于在外汇市场波动的时候，利用各国货币之间升贬互相平衡，降低风险。据标准渣打银行测算，人民币成为SDR有可能促使世界各国多达相当于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改用人民币，估计这还没有计入中国可能的降低外汇储备的因素。这本来是符合中国经济地位的，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利益的，但对美元霸权是一个重大损害，“过剩”的美元大量回流，对美国的负面影响难以预测；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将极大增加人民币流通量，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也难以预测。
另一方面，以数字革命为特征的新一代技术突变正在开花结果，但数字技术与以往的技术突变不同，或许代表了经济发展从体能模式、技能模式向智能模式的变化。传统经济在农耕时代是体能型的，身大力不亏；在工业化时代进化到技能型，心灵手巧最管用。但数字时代需要智能型的劳动力，需要强大的抽象思维和组织管理能力，这是与以往很打的不同。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和方法饱受诟病，死读书，维成绩是问，但好学的得学，不好学的也得学，尽管有扼杀天才的危险，反而适合大量培养合格的智能劳动力的要求。如今人们都很崇拜犹太人的成就，集中从事法律、医疗、银行、娱乐等高大上行业，但历史上犹太人重视教育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而逼迫孩子背诵、思辨经书，是因为不得从事农牧等“正业”或者因为受到歧视而干为基督徒不齿的借贷并最终演化成现代银行，是因为需要在法律的框架里保护自己等原因才被迫精通法律。欧美（尤其是美国）教育有较明确的读书目的和方向，因此也更直接地与近期经济效益挂钩，但中国人“书中自有黄金屋”、“多读点书总是好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教育理念并没有这么直接的功利诉求，可能因此而意外地成为最适合生产智能劳动力的方式。英国IFS研究报告指出，在英国的中国人子女上52所精英大学的比例达到34%，比英国白人子女上所有大学（包括野鸡大学）的32.6%还高，这也暗示了中国崛起的人文基础。
在机械化时代，物流的流动是经济行为的主要方式。在数字时代，信息（包括知识和数据）的流动成为物流的生产和流动的决定性杠杆。不仅及时生产、及时送货高度依赖信息，设计、改进等也高度依赖信息。设计不是从高大上里凭空想象出来的，是要植根在市场的土壤之中的。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中国品位和需求对设计的影响越来越大，设计的重心也随之越来越向中国倾斜。电饭锅这样的中国特色家电就不多说了，美国市场的微波炉至今依然是传统的转盘式，实际上内部空间利用率很低，转盘转动起来，四角都是无用空间；中国流行的电磁回转的微波炉，底板是固定的，内部的食品也是不动的，但同样达到均匀加热的作用，噪声、空间利用率、易清洁都远远超过托盘回转式。传统的双门冰箱十几年前就在中国发展成三门、四门，包括无中立柱侧双门和下拉门组合式的，冰箱门也有各种门中门设计，冰箱表面用印花贴塑而改变传统的黑白、不锈钢本色单色的单调设计，美国市场直到近两年才开始逐渐引入。BRAUN是德国品牌的电动剃须刀，但中国市场的品种甚至设计比美国甚至欧洲都更新颖。
在更高大上的“硬技术”方面，中国也在根据国情需要，稳步开进世界前沿。中国高铁的例子人们已经很熟悉，中国地铁实际上也同样惊人。上海地铁在30年前是0，现在总里程548公里，据世界第一；在年底之前要达到598公里，2020年前达到800公里。这不是上海对创造世界地铁记录热衷，而是有切实需要，计划最终由地铁承担70%的公交流量。在电动车方面，传统难题不是造车，而是充电。上汽计划在未来几年里，在市区建设5万个充电桩，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纪录，但肯定是名列前茅的，很难想象、伦敦、巴黎、纽约、东京
在几年里就建成几万个充电桩。上海还建成几十个试点的智能路灯，不光采用LED灯和太阳能电池板，还有充电桩、免费wifi热点、带话音的触屏问路和天气预报等公用信息，如果成功，不难想象在中心城区首先推广。上海在有些方面或许国内领先，但差距不会很大，而且差距是动态的，只要有效果，其他城市很快会跟上。
中国高技术还在走向世界。印尼高铁签约代表了中国高铁首次走出国门，这是在与日本高铁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非常不易。中国核电也走出了国门，英国的辛克利角核电站将是中国核电技术首次出国。英国高铁也在谈判中，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谈判。中国具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铁里程和最多的运营小时，中国的经验和技术是实实在在的，技术整合与应用水平远不是“采用了很多引进技术”可以抹杀的。中国手机和基站技术和装备制造也是在使用经验基础上成长为世界前列的，华为网络设备已经在英国获准使用，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也已经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获得使用。顺便说一句，小小芬兰的诺基亚当年也是因为手机应用远远超过欧美其他国家而领先，摆脱对电话线依赖的手机使得地广人稀的芬兰手机得以弯道超车，率先获得大量使用经验。只是中国地更广、人更多，中国一旦发力，芬兰要拼使用经验就没法拼了，而缺乏使用经验的设计只是闭门造车，没有可持续性可言的。
中国崛起是全方位和可持续的，具有坚实的政治、经济、人文和科技基础。“北京共识”对还在发展道路上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才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意义。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互利共赢，与中国贸易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对方，这是中国在今日世界占进出口总额第一的基本原因。中国出口总量早已多年稳居第一，按照过去十年的趋势，即使中国经济增速放慢，中国进口总量超过美国也指日可待。但单纯经济总量不是大国崛起的充分条件，不然60-90年代日本经济高居世界第二的时候也应该带入一个日本崛起了，但是没有，而且日本的经济奇迹也只是昙花一现。
大国崛起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时也简称为国力）获得决定性增长是一个意思。国力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定义。但国力又是很实在的概念，谁都认为明白其中的意义。对于国力有两种基本的“计算”方法，一种是客观的，用钢产量、发电量等“硬指标”或者更宽泛的GDP，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数据，客观，可以可靠测量，而且可以可靠对照，但到现在人们都已经明白，光靠数据是不能判断一个国家的国力的；第二个方法是主观的，凭经验和感觉，而不是看数据，好处是可以结合进不容易用数据衡量的东西，比如国民素质和凝聚力、教育程度、创业精神、军人训练和士气等，缺点是有很多主观判断的因素。到现在为止，客观的国力计算基本上还没有算准的时候，但主观的国力判断倒不乏判断准确的例子，尽管看走眼的例子也同样多。在现实中，历史上大国领袖建功立业的基础通常对自己和对手国力的精确判断，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世界大战在三十年内打不起来”就是正确但是主观的判断，并没有基于“硬数据”的计算。
眼下大国国力方面最大的话题就是美国与中国的相对国力，对于这方面见仁见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相对美国来说依然在快速发展，即使恶意唱衰中国、认为中国即将进入萧条的人也用GDP增长不超过2.5%作为中国进入萧条的标准，而不是通常的GDP负增长，而GDP增长2.5%是过去几年美国经济从2008年危机中“强势恢复”的平均水平。中国现在的GDP增长率在7%左右浮动，悲观地往低估计也有说是5%的，未来几年里的目标也“只有”6.5%，但过去20年里美国经济最火爆增长的时候也不超过4.5%。中国经济一方面依然有泡沫成分，另一方面还有很多杠杆没有启用，所以没有理由长期保持在5%的“中国式低位”。不过GDP实际增长率只是一个方面，人们容易忽视一个重要事实：世界政治经济大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几年前，有过一个“北京共识”的说法。这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 “华盛顿共识”有明确的定义，也就是说，减少政府干预、国企私有化、保守的中央财政、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但“北京共识”并没有明确定义，这个说法不久后也淡出了。但“北京共识”所代表的理念并没有消失，也就是说，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领先，意识形态淡化。不管什么意识形态，能带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才是好的意识形态，“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道理不复杂。但是“北京共识”实际上只触及中国崛起原因的一半。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经济的爆发性增长有两种主要动因：1、技术突变，2、经济模式突变。技术突变的经典例子是机械化，机械化使得人们得以借用远远超过人力和畜力的机械力量，完成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技术突变使得世界突然进入全新境界，首先进入的是粗放耕作的时代，抹平了以前的差距，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只要有胆识、能动手，常常可以捞到第一桶金。大浪淘沙一旦开始，只有真金才能沉淀下来，然后进入精耕细作的时代，经济恢复到稳定发展。英国、美国、德国是技术突变引发经济和国力爆发性增长的典范。
但技术突变触发经济爆发性发展是有条件的，技术的突变要适合多数人的教育水平，要能够促使多数人的就业和滚动制造更多的就业。机械化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机械原理在相当程度上是直观的，只需要不多的算术就可以起步，金工与木工、铁匠在工具和方法上不同，但在理念上还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当前所谓的数字革命就不尽然，尽管这也是技术突变，但大数据、人工智能就不是直观的，程序编制也与传统技能没有相通之处，更多依赖抽象思维，在增加就业和滚动制造新的就业方面就比较困难，尽管相关需求很大。
另一方面，技术突变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很难人为操作技术突变的产生。相比之下，经济模式突变的人为可操作性要高一点，尽管也不是想推动就能推动的。经济模式突变的经典例子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经典自由贸易的高度发展形式，也是生产成本在最终产品价格中比重降低和运输高度发达的结果。机械化开始的生产商业化使得生产的产出不再局限为本地消费，而是为更大的市场所消费。商业化生产在根本上改变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促成了生产和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商业化生产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但比较优势不局限于一国之内，商业化生产超越国界就是全球化了。经济全球化早就开始，但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进入快车道，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中国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在于把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低技术、低附加价值的部分转移到低成本的产地，主要目的是避免转移源地高成本的困难，转移源地的高生活和高消费水平可以适当补偿运输成本的增加，但低生产成本的优势最终大大增加价值链的总附加价值，为资本带来更大的利益。全球化的次要结果是为低成本生产目的地带来投资和就业，提高生活水平，间接扩大市场，使得资本进一步得益。这是资本的自然行为，也是保持发达国家“雁行模式”的自然做法。问题是，经济模式突变的结果常常不是起因能控制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而方兴未艾的数字革命使得传统雁行模式受到极大的威胁。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采用大进大出、外贸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经济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步，而是一发不可收拾地一路直冲世界第二大经济地位，并有望在可预见的将来达到和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全球化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和韩国的崛起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还有南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也是全球化的先行者。如果韩国甚至日本的人口还不够，韩国、日本的崛起有其特殊时代因素，不具备代表性，那还有印度，发达国家向印度转移低端制造产业开始得更早，只是进展非常缓慢。南美经济则陷入中等收入怪圈，至今不能自拔。为什么后来者中国能取得成功，而先行而且政治更加正确的印度没有取得成功？中国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意义？这才是“北京共识”的重要性所在。
相对于人口基数而言，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但这也不是世界上独有的。就聪明好学而言，北美大中小学里的学习尖子常常在华人和印度人之间角力，有韩国人的地方，还会来一点点三国大战。吃苦耐劳更不是中国人专有的天性，早年闯北美的欧洲移民（包括最早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后来的德国人、乌克兰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等）垦荒拓疆时的吃苦精神至今令人肃然起敬。另一方面，且不说历史上的鸦片族和八旗子弟，环顾当今中国倒是有不少宅族使人担忧。常有人指责这国人懒、那国人散，但只是100年前，中国的革命先贤和进步启蒙思想家还对中国人的浑浑噩噩和一盘散沙不乏抨击。那是什么原因呢？
全球化中向目的地转移的技术基本上都是低端技术，准入门槛低，训练要求低，这与中国在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但经济建设要与上层建筑相适应，才能顺利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原理成为很多人的批判甚至调侃的对象，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相适应的原则不是想诋毁就能够诋毁的。上层建筑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中的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打破意识形态的禁锢，然后“不争论”和“发展是硬道理”进一步淡化了当时盛行的极左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作用。这是高屋建瓴还是实用主义的策略性的做法，可以争论，但去意识形态化在客观上起到促使上层建筑反过来适应经济基础的作用，这个“再对齐”是历史性的。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具有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的能力。过度强调上层建筑的超前拉动作用的话，上层建筑会反过来对经济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不争论”正是与经济基础脱节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再对齐，中国经济从此起飞。
在教条主义理论里，上层建筑一旦超前发展了，只有等经济基础跟上来，绝无“倒退”的道理，即使上层建筑实际上已经反过来对经济基础造成负面作用。邓小平是一个实干的人，不大考究理论上的东西，但这可能可以看作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在与经济基础脱节的情况下，上层建筑可以“容许倒退”。有意思的是，这不单对极左意识形态有效，对于其他意识形态也有效，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上层建筑的另一个方面包括政府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建设的执行力，改革开放维持了中国政府的这个能力，这是中国所独有的。强大的执行力与人心思变相结合，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大变革，中国人从小农经济思维进入商业经济思维，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社会关系。这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大事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这么多的人脱离贫困，并为世界上其他贫困国家的人民指引方向。
这是国内政治层面。在国际上，中国坚持主权独立，包括顶住外部压力，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不光是主权和尊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选择适合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发展方式的权力。
在历史长河中，主权平等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这是1648年在现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蒙斯特和奥斯纳布鲁克签订的和约中规定并为后世所遵守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30年战争的结果。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教如火如荼，在西欧和北欧尤其发达，这也是欧洲新兴力量兴起的地方，以荷兰、瑞典、丹麦为代表。法国出于争霸欧洲的野心，也加入新教一方，连英国和俄罗斯也插了一腿。另一方面，代表天主教正统的神圣罗马和教皇纠结西班牙、南德诸侯和波兰-立陶宛，试图压制新教力量的兴起。双方以“我的上帝比你的上帝更正宗”为名，甚至在同一阵营里互相残杀，行争夺地盘和资源之实。丹麦觊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及更多的北德地区，并与同属新教阵营的瑞典在背后互捅刀子；瑞典的胃口不仅在于波罗的海沿岸，一度打到波希米亚；荷兰试图摆脱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并接过北德的汉萨同盟对海上航运的垄断，俄罗斯的脑筋则是夺回被波兰-立陶宛占领的土地（17世纪初连莫斯科都被波兰-立陶宛占领过）；北德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先参加新教联盟打天主教联盟，后参加天主教联盟打新教联盟。列强在欧洲的中心大打30年，日耳曼各邦国和波美拉尼亚人口消灭过半，所有人都打残了，只能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国家主权不得侵犯的国际关系准则，民族国家的概念也由此建立。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300多年里，尽管战争依然不断，各国至少口头上还是信誓旦旦要尊重国家主权的。但冷战胜利冲昏了西方的头脑，不仅有学术界的“历史的终结”的狂言，更有政界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叫嚣，意识形态的天鹅绒手套里是军事力量的铁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毁于一旦的倾向。在这样的国际环境里，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不是对“外来先进影响”的推脱，而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也是在国际层面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适应。环顾很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不少国家在空降民主和震荡疗法后一蹶不振，这并非民主或者市场经济之过，而是水土不服的缘故。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政教分离在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面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则某种程度上可看作国际关系上的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和由此而来的理性主义的思想启蒙是欧洲在近代起飞的真正动力，大航海、大机器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但教并不一定指狭义的宗教，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相分离也是政教分离。国内政治中上层建筑主动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和国际政治中确认主权独立和意识形态多样化是与政教分离原则一致的。
“北京共识”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政府的执行力。凡事不仅需要正确的战略方向，还需要灵活的战术技术，更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力。对于教学来说，教育思想好比战略，教学方法好比战术，执行力则是课堂控制。如果空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但课堂控制一点不行，学生根本不听，那就全是白搭。对于打仗也一样，只能空谈战略和战术，但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攻必克守必坚，那也绝无打胜仗的道理。中国各级政府有很多问题，“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有一定的道理，还有斩不尽杀不绝的腐败，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的执行力世所罕见，在经济大政方向对头的情况下，坚定大胆、实事求是地扎实发展，像压路机一样不可阻挡，特区、高铁、地铁、城建、移动、高速公路、新能源等都是例子，这也是国际上对亚投行、一路一带不敢轻视的基本原因。
大国崛起从来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也不能单靠经济实力和影响。大国崛起必定代表了新的社会发展理念。英国在工业化方面先行一步，并以海外贸易立国，但英国在对待殖民地方面比西班牙、法国等更加含蓄、怀柔，扶植地方精英，甚至鼓励地方发展，对殖民地有所回馈，而不是一味掠夺。美国在英国的基础上，放弃显性的殖民主义做法，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同盟打造隐性殖民主义体系，至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美国通过打造世界范围的话语权，不顾各国的经济社会现实，推行甚至强加美国的政治理念，空降民主，动辄以制裁甚至战争“惩罚”不愿意俯首帖耳的国家，终于引起反弹。
历史属于原创者，重复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从来不可能成为打造新一代大国的基础。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去意识形态化达到两个作用：在国际上确认上层建筑的多样化，确认各国自行决定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权利；在国内则主动实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再对齐”，启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如果把“北京共识”再定义的话，这样的“北京共识”越来越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兴趣。说到底，只有把经济基础提高了，才谈得上稳固的相应的上层建筑，沙中楼阁是没有稳定性可谈的，世界上现成的例子比比皆是。再退一步说，西方指责中国在与独裁政权经济合作中罔顾民众利益是没有道理的，发展经济与改善福祉不矛盾，且不说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最贪婪的独裁者也希望有一个富庶的民众群体可供剥夺，而富庶与满足的民众也更容易管辖。反过来，不惜以制裁为代价，单方面强推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反倒真正损害了民众的福祉。对于嗷嗷待哺的贫弱国家，这种“为你好”的制裁是彻头彻尾的虚伪，损害的永远是民众，而不是独裁者。
中国的先例打破了美国为首西方世界对经济发展的话语霸权，中国的经济实力打破了美国为首西方世界的经济霸权，中国成为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突变因素，这才是亚投行的重要性所在。美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一强独大，但并不能一手遮天。IMF越来越倾向于给人民币以SDR，这代表了人民币信用的质变。美国和英国是没有什么外汇储备的，因为美元与英镑具有足够的信用，任何美英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外汇结算都可以用美元或者英镑进行，而接受国没有任何风险。人民币一旦具有SDR地位，也将具有这样的地位。这不仅对于中国是这样，对于外国也是这样。以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不仅有利于与中国的结算，还有利于在外汇市场波动的时候，利用各国货币之间升贬互相平衡，降低风险。据标准渣打银行测算，人民币成为SDR有可能促使世界各国多达相当于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改用人民币，估计这还没有计入中国可能的降低外汇储备的因素。这本来是符合中国经济地位的，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利益的，但对美元霸权是一个重大损害，“过剩”的美元大量回流，对美国的负面影响难以预测；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将极大增加人民币流通量，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也难以预测。
另一方面，以数字革命为特征的新一代技术突变正在开花结果，但数字技术与以往的技术突变不同，或许代表了经济发展从体能模式、技能模式向智能模式的变化。传统经济在农耕时代是体能型的，身大力不亏；在工业化时代进化到技能型，心灵手巧最管用。但数字时代需要智能型的劳动力，需要强大的抽象思维和组织管理能力，这是与以往很打的不同。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和方法饱受诟病，死读书，维成绩是问，但好学的得学，不好学的也得学，尽管有扼杀天才的危险，反而适合大量培养合格的智能劳动力的要求。如今人们都很崇拜犹太人的成就，集中从事法律、医疗、银行、娱乐等高大上行业，但历史上犹太人重视教育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而逼迫孩子背诵、思辨经书，是因为不得从事农牧等“正业”或者因为受到歧视而干为基督徒不齿的借贷并最终演化成现代银行，是因为需要在法律的框架里保护自己等原因才被迫精通法律。欧美（尤其是美国）教育有较明确的读书目的和方向，因此也更直接地与近期经济效益挂钩，但中国人“书中自有黄金屋”、“多读点书总是好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教育理念并没有这么直接的功利诉求，可能因此而意外地成为最适合生产智能劳动力的方式。英国IFS研究报告指出，在英国的中国人子女上52所精英大学的比例达到34%，比英国白人子女上所有大学（包括野鸡大学）的32.6%还高，这也暗示了中国崛起的人文基础。
在机械化时代，物流的流动是经济行为的主要方式。在数字时代，信息（包括知识和数据）的流动成为物流的生产和流动的决定性杠杆。不仅及时生产、及时送货高度依赖信息，设计、改进等也高度依赖信息。设计不是从高大上里凭空想象出来的，是要植根在市场的土壤之中的。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中国品位和需求对设计的影响越来越大，设计的重心也随之越来越向中国倾斜。电饭锅这样的中国特色家电就不多说了，美国市场的微波炉至今依然是传统的转盘式，实际上内部空间利用率很低，转盘转动起来，四角都是无用空间；中国流行的电磁回转的微波炉，底板是固定的，内部的食品也是不动的，但同样达到均匀加热的作用，噪声、空间利用率、易清洁都远远超过托盘回转式。传统的双门冰箱十几年前就在中国发展成三门、四门，包括无中立柱侧双门和下拉门组合式的，冰箱门也有各种门中门设计，冰箱表面用印花贴塑而改变传统的黑白、不锈钢本色单色的单调设计，美国市场直到近两年才开始逐渐引入。BRAUN是德国品牌的电动剃须刀，但中国市场的品种甚至设计比美国甚至欧洲都更新颖。
在更高大上的“硬技术”方面，中国也在根据国情需要，稳步开进世界前沿。中国高铁的例子人们已经很熟悉，中国地铁实际上也同样惊人。上海地铁在30年前是0，现在总里程548公里，据世界第一；在年底之前要达到598公里，2020年前达到800公里。这不是上海对创造世界地铁记录热衷，而是有切实需要，计划最终由地铁承担70%的公交流量。在电动车方面，传统难题不是造车，而是充电。上汽计划在未来几年里，在市区建设5万个充电桩，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纪录，但肯定是名列前茅的，很难想象、伦敦、巴黎、纽约、东京
在几年里就建成几万个充电桩。上海还建成几十个试点的智能路灯，不光采用LED灯和太阳能电池板，还有充电桩、免费wifi热点、带话音的触屏问路和天气预报等公用信息，如果成功，不难想象在中心城区首先推广。上海在有些方面或许国内领先，但差距不会很大，而且差距是动态的，只要有效果，其他城市很快会跟上。中国高技术还在走向世界。印尼高铁签约代表了中国高铁首次走出国门，这是在与日本高铁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非常不易。中国核电也走出了国门，英国的辛克利角核电站将是中国核电技术首次出国。英国高铁也在谈判中，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谈判。中国具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铁里程和最多的运营小时，中国的经验和技术是实实在在的，技术整合与应用水平远不是“采用了很多引进技术”可以抹杀的。中国手机和基站技术和装备制造也是在使用经验基础上成长为世界前列的，华为网络设备已经在英国获准使用，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也已经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获得使用。顺便说一句，小小芬兰的诺基亚当年也是因为手机应用远远超过欧美其他国家而领先，摆脱对电话线依赖的手机使得地广人稀的芬兰手机得以弯道超车，率先获得大量使用经验。只是中国地更广、人更多，中国一旦发力，芬兰要拼使用经验就没法拼了，而缺乏使用经验的设计只是闭门造车，没有可持续性可言的。
中国崛起是全方位和可持续的，具有坚实的政治、经济、人文和科技基础。“北京共识”对还在发展道路上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才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