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盟友太多也不是好事！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特别喜欢找盟友的国家，每年美国都会召集盟友开会，场景非常热闹，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北约峰会，每一次北约峰会，都会有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围在美国总统的身边，那场面确实很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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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盟友多，但凡开个会都会有几十个国家围上去，很拉风

此外二战之后，但凡对外打仗，美国很少自己动手，一般情况下都会拉上几个盟友一同上阵，几次大的海外军事行动，如朝鲜战争、海湾战场、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战争、伊拉克战争均是如此。像一些小的军事行动，美国同样也是拉上盟友助威，例如在红海附近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美国就特别拉上了英国。

在外界看来，人多力量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此多的盟友可以在特殊紧急情况下为美国做一些分担，即使像沙特、卡塔尔这样的武力值偏弱的盟国，也能够在地区战争背景下为美国提供军费、基地支持。例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国行动的军费一多半都是由海湾国家掏的。此外，盟友还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武器销售市场。

但在美国看来，盟友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是美国力量的延伸，能够在美国实力偏弱时提供一个补充；但盟友太多也就意味着美国需要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这会从另一个层面透支美国的力量。例如当下美国就是多面投入，在欧洲方向需要考虑援助乌克兰，而在中东方向需要考虑援助以色列。如果再加上西太平洋，美国实际上承担的是三线力量的投入。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战略负担其实非常大，这也是为何之前特朗普经常喊话盟友，要求他们增军费的重要原因。

（一）美国的盟友并不总是听话

此外，美国的盟友鱼龙混杂，有几个盟友堪称是美国的麻烦。日前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国需要一本应对难缠朋友的剧本。

这篇文章首先以巴以冲突为例做了阐述：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拜登同意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观点，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如何行使这一权利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多。拜登政府不赞成以色列有时在加沙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军事行动，不赞成以色列限制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动，不赞成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地区新犹太定居点的建设，更不赞成以色列将对哈马斯的战争放在释放人质的谈判的优先地位。最重要的是，以色列政府不赞成美国所提出的战后治理加沙的可行战略，他们拒绝响应美国的号召，推进任何解决巴勒斯坦自治愿望的计划，这让拜登政府对此感到非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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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是经常让美国感到头疼的盟友

以色列每年能够拿到38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该国最可靠的支持者。然而，美国非常不愿意在加沙问题上公开与以色列对峙。拜登政府在加沙冲突四个多月后才公开与以色列脱裂，即使如此，它还是在边缘采取行动，不过美国所提出的大多数人道主义均被以色列拒绝。今年5月份，加沙冲突开始七个月，拜登政府暂停了一些美制大型炸弹的交付，以避免更多的平民伤亡。同时拜登政府还威胁称：如果以色列对哈马斯最后一个据点拉法市发动全面攻击，将暂停其他军事系统的运输，不过如果最后拜登政府真这么做的话，那就意味着自去年10月7日以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必须被视为失败。

过去一年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只是美国外交政策持续存在但被低估的困境的一个例子。在美国所面临的两个最大危机：俄乌冲突和加沙冲突中，如何处理与盟友的分歧问题成为摆在拜登面前的一个最大难题。说来也够讽刺的：乌克兰和以色列都很依赖华盛顿，但他们有时却抵制华盛顿的建议。最终拜登政府往往会以一种沉默、临时的方式做出回应，他也很难管理这些关系中产生的分歧。

公平地说，这一问题其实早在拜登政府上台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是联盟所固有的一个问题，因为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也没有相同的利益。几十年来，美国为应对和对手的争端制定了广泛的剧本，其战术包括军备控制协议、外交峰会到经济制裁、政权更迭和战争。然而，当涉及到处理与盟友的纠纷时，华盛顿的思维就变得非常局限。

当涉及到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时，摩擦、分歧更像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和苏联就如何推动结束战争产生了很大分歧。在苏伊士运河战争，美国与法国、以色列和英国发生了分歧，美国甚至直接上场施压；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法国就北约的指挥结构发生争执；在越南战争中，美国与南越就治理和军事战略发生争执；20世纪80年代美日就贸易问题发生争执。50多年来，华盛顿一直与欧洲的北约盟友在国防支出上发生矛盾。在2003年美国进攻伊拉克之前，它取得大多数盟友的支持，法德甚至公开反对美国。

几十年的历史表明，在遇到和盟友之间的分歧时，美国除了批评，并推进自己的政策外，似乎也并没有太好的办法。与盟友相比，美国虽然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但在很多时候，这些力量最终无法转化为影响力。盟友往往会抵制美国的施压。他们试图规避政府，动员美国国内的其他行为者，例如国会、媒体、政治捐助者向白宫施压，要求他们改变路线。以色列就经常采用这一方式。当白宫和以色列发生分歧，关系甚至非常僵时，以色列往往会寻求国会的帮助，并对白宫施压，这让白宫无可奈何。美国的其他盟友甚至还会选择外交组合多样化来反向施压美国。例如，随着与美国关系的恶化，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都分别转向了俄罗斯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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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看来，埃尔多安就是一个刺头，他很不听话

为什么盟国敢于藐视华盛顿？因为对他们来说，美国考虑的利害攸关要比他们大得多。尽管他们依赖华盛顿，但实力的差距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他们影响力。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美国和盟国闹得太僵，这从某种程度上会刺激盟友采取行动，他们可能不考虑美国的利益，去和美国的对手走近以制衡华盛顿，这让美国非常无奈。

美国《外交事务》网站还特别列举了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案例：对美国而言，巴基斯坦是一个难缠朋友的缩影。自1947年巴基斯坦建国以来的70年间，该国一直是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主要接受者。在冷战期间，巴基斯坦帮助美国遏制了苏联，并促进了中美打开交往大门。1979年阿富汗战争后，他成为美国向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提供武器的主要合作伙伴。但随着巴基斯坦核计划的开启以及该国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美国将巴基斯坦视为一个不可靠的朋友，甚至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当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击毙后，两国之间的芥蒂更是陡然上升。

土耳其提供了另一个表面盟友的案例。土耳其是冷战期间北约的支柱，是海湾战争期间战胜伊拉克的国际联盟关键成员，这个国家曾经被预示为穆斯林国家可以亲西方并接受以色列的证据。但华盛顿和安卡拉也因塞浦路斯问题、库尔德问题、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以及近年来其亲俄的外交政策而产生分歧。

（二）围绕着这些不听话的盟友，美国国内出现了五种解决方案

其一，尝试说服。说服是联盟管理最基本的工具，有关美国成功说服盟友的最典型案例就是海湾战争时期的以色列。1991年1月，在美军开启“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伊拉克开始向以色列发射了“飞毛腿”导弹，试图把以色列直接卷入战争，并因此导致阿拉伯国家退出了国际联盟。随后老布什总统尝试说服了以色列不对伊拉克的袭击进行报复，老布什向伊拉克承诺美国将摧毁伊拉克的导弹发射场，最终以色列政府接受了老布什的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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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经常会瞒着美国展开军事暗杀行动

但美国最近为遏制以色列所做的一些努力，尤其是试图遏制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结果明显更糟。拜登政府要求劝阻以色列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但结果似乎褒贬不一。2024年4月1日，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发动空袭，杀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几名高级成员。拜登政府仅仅在以色列行动后才收到信息。两周后，伊朗以对以色列的无人机和导弹进行报复。尽管伊朗的袭击只造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损失，拜登政府担心冲突循环升级，因此私下建议以色列不要以军事方面回应。拜登告诉内塔尼亚胡：“你赢了，接受胜利吧！”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听从拜登的建议，最后以有限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从伊朗领空外的战机上发射了少量导弹，摧毁了伊朗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一个防空炮台，并对之后的袭击基本上保持沉默。不过总体而言，以色列基本上听从了美国的建议，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危机。

其二，当说服失败时，美国可能会转向激励措施，这是联盟管理工具包中的另一个工具。成功使用激励措施的一个典型例子来自20世纪80年代，当时以色列反对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预警机，因为以色列担心沙特获得这一武器会对自己不利。但美国出于打击苏联的需要，迫切希望满足沙特的愿望。所以以色列开始游说美国国会阻止这一协议，而里根政府也开始竭力游说美国国会，希望能够对这笔交易放行。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以色列同意美国对沙特军售，但里根政府保证沙特的预警机所收集的任何信息未经美国同意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除了用妥协说服盟友外，美国的激励措施还包括提供胡萝卜。例如，美国向埃及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加强开罗与以色列保持和平的动力。他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以促进其在反恐方面加强和美国的合作。冷战时期，美国向土耳其提供援助，支持北约，并限制苏联的地缘扩张。

其三，制裁。制裁通常会被美国用来对付对手，不过有时也能对付不听话的盟友。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美国向英法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退兵，美国甚至直接操纵金融，导致英镑出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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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卡舒吉事件，拜登可没少抨击沙特，与沙特王储关系很僵

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后，美国对土耳其实施制裁；1990年美国对巴基斯坦实施核武器计划进行制裁；2018年因为卡舒吉案件，美国对沙特部分官员进行制裁。2019年土耳其由于出兵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也遭到美国的制裁。

不过这些制裁的效果不一，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由于美国的压力，英法退缩了。但其他案例就很值得琢磨了，1974年美国制裁土耳其之后，至今安卡拉依旧未从北塞浦路斯撤兵；1990年美国制裁巴基斯坦，但时至今日，巴基斯坦依旧是一个拥核国家。

其四，政权更迭。这被认为是美国对付不听话盟友所采取的最严厉方式。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南越政变。美国一直支持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并把他视为阻止北约向南扩张的关键人物。但随后美国发现吴庭艳越来越不听话，除了与美国在很多战略上存在分歧外，在南越社会问题上，美国对吴庭艳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感到失望，由此开始将其视为自己的战略负担。很快美国对吴庭艳的不满到了顶峰，在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下，南越军人发动西贡政变，当时驻西贡的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华盛顿将对高级军官领导的政变表示支持。最终吴庭艳在政变中身亡，南越直接完成了政权更迭。美国最初想推翻吴庭艳主要是想换上一个新领导人能够改变越南战局。但从后续的情况发展看，美国的想法显然落空了。

对盟友更近、更温和的政权更迭则发生在2024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呼吁以色列应该重新选举，内塔尼亚胡应该下台。不过这一呼吁似乎并没有起到效果，至今内塔尼亚胡依然坚挺在以色列政坛上。

其五，独立行动。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或被认为成本过高，还有一个强有力的选择来处理与盟友的分歧：独立行动。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感到非常失望，为了应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拜登政府采取了单方面行动，在地中海沿岸空投食物并建造了一个浮动码头，以规避以色列对人道主义援助流动的限制。5月，它暂停了对以色列大规模杀伤性炸弹的供应，这些炸弹可能会造成广泛的平民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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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美国还会继续遇到不听话的盟友，但如何处理是一个难题

独立行动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2011年5月美国斩首本·拉登，他一直躲在巴基斯坦军校附近的一个大院里。奥巴马政府决定在不惊动、警告巴基斯坦的前提下直接发动突袭。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任务。不过由于涉及到领土主权争议，美巴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这五种解决方案是美国对付不听话盟友常用的办法，但这些办法也都有局限性，总而言之，未来美国遇到不听话的盟友将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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