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二战后形成的旧国际关系体系已分崩离析，新世界秩序正在我们眼前形成。

 

 

衰弱的美国
曾几何时，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在权力、制度、文化等领域施展着拳脚，好不风光。然而，近些年，受到新兴大国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快等因素的冲击，美国霸权渐趋衰弱。
商业见地网此前提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唐昊指出，美国霸权被唱衰不是一天两天了，从80年代保罗肯尼迪的预言到2014年福山在新著里认为民主正在衰落，美国霸权看起来总是朝不保夕。
提出“软权力”概念的小约瑟夫奈在论述美国未来的领导地位时，强调世界性的霸权正在经历双重挑战：一是权力的转移；二是权力的扩散。
权力的转移很好理解。就是世界霸权的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从欧美向亚洲转移，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
权力的扩散则是指权力正在从国家手中逐渐向非国家、亚国家行为体扩散，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甚至恐怖主义组织都在执行着某种全球治理的职能。
而此前这些职能都是被国家所垄断。目前美国所面临的霸权挑战当然来自东亚和拉美崛起的权力转移，但更大的挑战则是自身权力扩散化的影响。
按照约瑟夫奈的理论，作为霸权国，美国先是受到权力转移的冲击———随着金砖国家的崛起，美国经济从占全球经济1/3降至20%，至少如基欧汉所言，是一种“不完全衰落”(IncompleteDecline)。
与此同时，其又受到权力扩散的冲击，移民问题、经济离岸化、金融不稳定、气候变化、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这些需要世界警察解决的问题，美国一个也解决不了，必须寻求非政府组织、公司、公民的帮助。如此，权力从国家手中向其他行为体的扩散也是不可避免。
实际上，早在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就发表了《2030年全球趋势：替代的世界》报告，认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始于1945年的美国霸权时期，很快就将结束。
各国政府都因全球化而受到了削弱，它们的影响力正在让渡给跨国公司、自由资本以及跨境网络。个人赋权是“大趋势”，这一变化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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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昊认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时间才不过短短20年，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就已岌岌可危，这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是相当罕见的；而霸权的衰落并非来自霸权国崩溃或权力转移，而是来自权力扩散———大家渐渐地都不听“霸主”的了，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更是从未出现过。
唐昊分析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权力扩散的最直接因素。
随着人民直接登上政治舞台，国家的地位降低了。这是因为制度和技术进步的内涵在于增强个体的力量，而使国家脆弱化———如今一个斯诺登就足以使超级大国狼狈不堪，美国的道德高地丧失殆尽。所以民主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民主体制的建立，而是意味着个人赋权的快速增长。
不但如此，民主化还意味着世界统治秩序的改变。因为民主化也形成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国际准则：即使霸权国家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但对主权国家，对普通平民、组织都要严守行动的边界。
而中东国家的民主化则意味着更多原教旨主义者上台，美国的反对者快速增长并更难根除。
即使在西方内部，民主化实际上也削弱了美国对其小伙伴的软权力：当不存在“自由世界”和敌对世界之间的界限、以及对整个民主国家的外在威胁时，美国借以塑造秩序、维系霸权的理由将不复存在。
全球化经常被认为是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主题，并将在未来推动世界政治的一体化，而对于世界政府的想象也给了很多人呼唤更强有力的世界霸权的理由。但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全球化正在成为霸权解体的另外一个动力。
汉斯摩根索在20世纪50年代的论文“另一场‘大辩论’：美国的国家利益。”中指出，次国家利益和超国家利益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
目前，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种国际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恐怖主义组织之间都会结成一个又一个复杂行动网络，行使事实上的自治。
而即使在最有优势的经济领域，美国经济霸权体系中最重要的世贸组织也在多哈回合后再无建树，在其他领域更是如此。美国甚至不再有能力完成一次新的全球贸易整合，只得自己也去追求TPP这种地区经济小环境。
相比国际政治的长期不利趋势，国内政治的分化才是美国霸权的致命伤。原本美国霸权的力量来源正是其国内民主政治，也就是布鲁姆所说的“真正危险”而又“最成功的专制”。
它使美国人对世界事务的认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趋于一致，排斥国内外真正的不同意见。
如王缉思所言，美国政治精英通过国内民主使国家的“软实力”在国内实现最大化，使美国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意志。
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4.6%的美国，之所以称霸，其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国内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情形一如当年的雅典和罗马。
而今天美国的问题在于，国内权力的集中受到国内政治分裂的冲击。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会的党派色彩越来越浓厚，党派歧见使得政府决策效率低下。
这一点在过去几年的国会表决中相当显著，有时甚至因为国会的分歧而使联邦政府经费短缺、陷入关门的窘境。
国会分歧的背景是族群多元化、共识缺乏、贫富差距拉开、利益集团坐大等，由此美国国内政治的一致性越来越受到削弱。
这种情形在美国历史上仅有两个时期堪与其比，一是南北战争前夕美国为奴隶制存废而陷入分裂；二是镀金年代后美国因贫富差距而濒于革命的边缘。
唐昊指出，美国霸权受到权力扩散而非权力转移的冲击更大，没有人比美国人自己更清楚这一点。
一个明证就是，尽管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都清楚权力转移的存在，但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目睹着这种转移而并未采取任何积极干预的措施，去阻止任何一个新兴大国(包括中国)的崛起，而是将主要精力都用来对付恐怖主义。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非国家的组织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更大；另一方面恐怖袭击很可能改变美国国内民主的形态，加剧族群和政治的分裂化。
毕竟在历史上安全与民主就是美国对外政策上最难解决的悖论。如果恐怖组织成功地将美国的威望和软权力打击到一定水平，并破坏了美国国内的民主根基，那将使美国霸权消失得更快。
正是基于这种意识，小布什将精力转到在中东进行反恐战争后，这种以对抗权力扩散为重点、甚至故意忽视权力转移的国家战略就从未改变过。
不过，军事介入这些冲突对美国人而言实际上都是以失败告终，因此庞大的金融和外交资源被白白浪费。另一方面，2008年至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是唯一选择的神话。

 

 

 

崛起的中国
中国快速崛起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最大贸易国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这种变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世界瞩目。
有欧洲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经济实力越来越强，未来会改变全球现行经济体系，西方世界本世纪的挑战就是“搞懂中国”。
英国伦敦邀请作家兼演讲学者雅克（MartinJacques）认为，中国是全然不同的文明，不能以西方的思维去理解，西方也不能再有优越感，再不开始理解中国，就会重蹈中国当初拒绝英国来使要求通商的覆辙，后果就是耻辱。
雅克表示，1980年，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1/20，现在几乎达到美国的一半，发展速度惊人，并且在许多国家的双边贸易排名都取代了美国，成为第1大贸易伙伴；他认为，过不了多久，人民币会取代美元地位。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称，当前，世界各国一直紧盯着中国的变化，尤其是政府层面的重大政策调整。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商业见地网此前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
海内外专家普遍认为，“一带一路”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的发展内涵，深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将促进中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亚太蓝皮书：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5）》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亚洲提供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选择。
“一带一路”以开放多元的特征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并有可能成为最终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一个新途径。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预计，2014年至2020年，中国累计向国外提供的商机将达17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突破1.2万亿美元，将为世界其他国家贡献7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将达到27%。
根据瑞士信贷研究所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有望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可以预见，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人民币贷款将会增加，人民币的流通域扩展。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也折射出欧洲国家对美元霸权的不满。在人民币与欧元的互动过程中，美元的霸权可能会受到相对削弱。
纽约大学教授科恩也认为，不应低估中国经济的创造力和活力，比如亚投行就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略。
不少欧洲人认为，美国滥用货币金融“特权”，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洲经济困难。近年美国以国内法律制裁欧洲银行的事例频频发生，多国政府对美表示不满。
在处理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欧美虽有共同之处，但同时不少人认为美国对待俄罗斯的手法过于强硬，激化矛盾，最终在欧盟周边制造了久拖未决的危机，从而打击了欧洲经济的复苏。
法国总统前萨科齐曾试图在G20框架下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抑制美元地位，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大背景下，欧洲多国加入亚投行，在微妙的国际金融政治的天平上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靠拢，有助于平衡过往过于依赖美国的不利影响。
牛津经济研究的一项预测也表明，在未来10年中，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可能每年增长7-8%。到2025年年底，该地区的基建投资将占到全球的60%。
具体来说，中国2012年的基建支出占世界的22%，到2025时将达到36.4%。亚洲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其基建投资占全球的比重也将从2012年的30.4%增加至2025年的47.7%。
届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占到全球的近一半，这意味着未来的基建投资重点将从西方转向东方。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也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已明确表示，亚投行将为在亚洲的基建提供融资。
未来，亚投行将与“一带一路”战略相互配合，这不仅将帮助中国资本和经济发展经验走出去，并将促进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建设。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中国发挥的作用大大增强，它完全有机会在即将到来的世界中成为新超级大国并成功地与美国竞争。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其能够比西方民主更加有效地为完成任务而利用自己的资源，这有助于中国提高全球声望。
现在北京不但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而且在与俄罗斯利益有交叉的中亚地区也积极扩大影响力。
就在不久前，许多专家还预测莫斯科和北京在区域内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但目前双方成功规避了冲突。
如果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对接，那么俄中战略联盟可以在未来世界秩序中谋求其中一极的角色：北京以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莫斯科则依靠自身的政治和外交资源。时间将会证明这一构想的发展前景有多大。
混乱的中东
中东地区历来是“多事之秋。多年来，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捅了这个马蜂窝之后，坐在火药桶上的中东地区就从来没有安宁过。2015年中东局势的演变，虽然出现了一些利好迹象，但始终没有摆脱“乱”的特点。2016年，虽可能酝酿新的变化，但估计仍不会逃出“乱”字当头。
沙特2日处死该国知名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后引起中东乃至全球什叶派穆斯林的抗议浪潮，也点燃了逊尼派主导的沙特和什叶派主导的伊朗这对中东宿敌的口水战。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3日表示，沙特将要面对“神圣报复”。沙特则批评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破坏地区稳定。
英国广播公司(BBC)3日称，沙特2日以恐怖主义罪名处决了包括知名什叶派教士尼米尔（Nimral-Nimr）在内的47人。
尼米尔被处决的消息传出后，在沙特东部一些什叶派聚居地区，以及伊朗、伊拉克和巴林等国家引起抗议浪潮。其中，最强烈的谴责来自沙特长期的对手伊朗。
有分析人士认为，尼米尔被处决事件将引发什叶派与逊尼派新一轮的冲突，也将给中东局势添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其次，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或可能重启，巴沙尔的命运值得关注。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促成了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的可能重启，联合国主导的两次维也纳外长扩大会议已经召开，其中11月14日的会议，要求叙利亚当局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在2016年1月1日前举行，并在6个月内组成民族团结政府，18个月内修改宪法、选出国家领导人。这就意味着叙利亚新一轮政治过渡进程即将被激活。
进程一旦重启，巴沙尔的去留问题也就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西方毫无疑问是继续促巴沙尔下台。最近稍微有一个调整，这也是在俄罗斯军事行动不断取胜的情况下，在巴沙尔去留问题上的态度略有改变，就是说“巴沙尔可不急于下台”，出现了这样的政策味道。
但是在根本上它们还是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就是说过渡期以后必须下台这样的立场不会改变。否则，如果改变了，就意味着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就彻底失败了，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在中东世界的领导权。不要忘记美国在中东的发言权虽然有所下降，但它毕竟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他还是不会将中东拱手让人的。
对俄罗斯来讲，它是支持巴沙尔留任的，但是有回旋的余地。普京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止一次地重申，俄罗斯外交服从于国家利益。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的一切行动，核心都是要维护自己在叙利亚的利益和在中东问题上的发言权。
因此，在美俄两国博弈加剧的情况下，俄罗斯不会放弃巴沙尔。但是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是与时俱进的，因此对巴沙尔去留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俄方曾经强调，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立场的基点不在于个人，而在于政府。
有分析认为，只要俄在叙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巴沙尔又能够接受一个体面的下台安排的话，俄罗斯是不会死抱着巴沙尔不放的。早有消息传出，巴沙尔10月20日访问莫斯科时，普京就曾劝其逐步放权。据悉，在14日的外长会议上，当伊朗代表认为巴沙尔应该继续担任总统时，俄罗斯人则表示，一旦组成叙利亚过渡政府，他们就准备让巴沙尔放弃权利。
伊朗倒是一定会力保巴沙尔不下台，截至目前，伊朗并无在巴沙尔去留问题上改变立场的准备。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作为中东地区什叶派的领头羊，伊朗必须维护中东什叶派弧形圈的存在，而叙利亚是这个弧形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的领军人物，巴沙尔继续掌权，是对伊朗的战略有利的。似可预见，不到万不得已，伊朗不会改变这个立场。
叙利亚危机的化解依然很艰难。政治过渡进程即使重启也很取得圆满成功。首先，美国和西方国家骨子里是要“巴善尔先下台，后反恐”。俄罗斯和伊朗还是会力挺巴沙尔，至少要延迟他下台的时间。有分析认为，未来的大选，巴沙尔仍有优势。叙利亚的常务副外长叫米格达德前不久曾预言，如果重新大选，巴沙尔仍会以高票当选。
看来，一盘散沙的反对派组织依然难成气候。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重启定会遇到重重阻力。最近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以及向伊拉克境内出兵这两大动作，就无疑为进程重启和打造全球反恐合力起了搅局的作用。美俄博弈和地区大国争锋，会更加直接决定进程的走向。似可预见，叙利亚过渡进程的重启和未来进展不会一帆风顺。
巴以局势近期趋紧，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暴力事件频发。据报道，冲突至今已造成6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以色列也有1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事态的发展，或将被边缘化的巴以问题重新推上议事日程。
巴以和谈能否重启，历来取决于美国的态度。然而，已经两次遭遇和谈失败打击的奥巴马，在其余下的一年任期内是否还有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的积极性，令人质疑。况且，热衷青史留名的奥巴马，已手握伊核全面协议达成、美古复交以及国内医改过关等重大政绩。鉴此，重启巴以和谈似乎希望不大。
再次，“伊斯兰国”仍难铲除。据俄军方数据，俄战机已在叙执行飞行任务4200多架次，摧毁“伊斯兰国”军事设施超过8000处。普京日前表示，俄有能力提高在叙军事力度。
此外，加上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的空袭和叙、伊政府军的地面打击，“伊斯兰国”在叙、伊境内已遭重创，元气大伤。有传言说，“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已逃往利比亚。
全球反恐意识加强，联合国安理会也已授权有能力的国家参与打击“伊斯兰国”，致该极端组织陷入“人人喊打”的大势之中。除了美俄，法、英、德等欧洲大国也已加入空袭“伊斯兰国”的行列。
俄总统阿富汗问题特使卡布洛夫2015年12月23日表示，俄正与塔利班就打击IS交换情报。这一重磅性消息让人不禁浮想联翩，立即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俄罗斯转变了政策”。
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俄把塔利班定性为恐怖组织，一直将其视作威胁前苏联地区稳定的“炸弹”，虽然这次双方合作有限，但这一“剧情反转”依然让人捉摸不透。但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后强调，俄与塔利班的合作“仅限于情报共享和信息交换”。
而有意思的是，作为当事另一方的阿富汗塔利班12月26日却在其英文官网上发文，否认与俄罗斯交换有关IS的情报，并称不在意IS在阿富汗的影响力。
俄与塔利班在打击IS问题上的“敌我不分”和“反其道而行之”的另类反恐合作，恰恰折射出俄美等方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乏力和反恐阵营的“泾渭分明”。
“11?13”后，一些人至今仍深信，新的恐情很可能让国际反恐力量冰释前嫌、走到一起来一致反恐。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难以填平的沟壑”，警报频传的欧美反恐严峻形势非但未成为世界大国新一轮互动的粘合剂，反而很可能导致新的地缘政治裂痕。
正如美国《外交政策》集团首席执行官、总编戴维?罗特科普夫所说，“恐怖分子固然危险，但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反应更加危险。”
中东反恐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的花心、俄罗斯的苦心、欧洲的闹心、土耳其的私心、伊朗的雄心、沙特的野心、阿拉伯国家的分心。
人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是，美国的心不在焉、俄罗斯的心余力绌、欧洲的心惊肉跳、土耳其的心猿意马、伊朗的心高气傲、沙特的心怀叵测、阿拉伯国家的心事重重……
垂暮的欧洲
最近几年，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新干涉主义使包括西亚、北非在内的中东地区国家战乱进一步加剧，导致大量难民出逃。
统计数字显示，2015年经由地中海抵达欧洲的难民和移民人数为97.25万人，还有3.4万人通过陆路从土耳其抵达希腊等地。
在这些难民和移民中，有大约一半是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另外有20%和7%分别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此外，已有近3700人因渡船沉没葬身海底。欧盟预计，难民潮仍将持续，到2016年年底，涌入欧洲的难民将突破300万。
联合国表示，难民人数激增意味着全球冲突和战乱程度加剧，眼下全球难民和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6000万。联合国驻日内瓦官员迈克尔?默勒强调，这并非是“欧洲遇到的麻烦”，而是一个“全球议题”。
这场二战以来欧洲经历的最大难民潮已开始冲击欧洲原有的安全、社会、文化和经济秩序及一体化进程。
大量难民涌入将加重欧洲国家财政负担。欧盟计划今明两年花费92亿欧元用于应对难民危机，为此已对2015年财政预算进行了三次调整。但这一目标仍被欧洲当地媒体嘲笑为“创可贴”，认为其难以应对欧洲大陆面临的困境。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警告说，人口激增伴随经济疲软不振，是非常危险的组合。持续发酵的欧洲难民危机还有可能压垮欧洲，欧洲经济只会越来越糟糕。数目庞大的难民也不可避免地给接收国带来沉重负担。
德国有关当局估计，随着百万难民入境，德国的供应系统有可能面临崩溃风险。面对困境，欧盟三驾马车德国、法国、英国国内都有强烈声音拒绝更多难民入境。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也纷纷要求欧盟更改难民政策，停止收容难民。一些申根国家采取措施，暂时恢复边界管控。
在2015年12月中旬举行的欧盟冬季峰会上，欧盟国家重点讨论了难民问题。会议发表声明说，欧盟应对难民的多项措施执行尚未到位，必须加快推进，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应继续努力。
声明指出，过去几个月，欧洲理事会已采取了诸多举措遏制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如在前沿国家建立更多难民安置中心，达成转移安置难民的计划，加快难民的登记和接收，遣返不符合庇护条件的难民等，但这些举措在落实过程中都存在不足。
鉴于难民危机已经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又一大不确定因素，国际机构并不看好欧洲经济的增长前景。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和金融事务的委员莫斯科维奇说，欧盟经济在2016年仍面临巨大下行风险。
成员国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经济复苏步伐有快有慢，没有形成合力；投资缺乏和结构改革实施世界没有按照欧洲的设想发展。
依靠“软实力”，利用文化榜样和经济援助施加影响，以及参与一切并与一切妥协的态度，将欧洲政治家引入死胡不到位将掣肘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同时居高不下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比例仍潜藏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