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四股力量恶意做空中国经济和股市
2015-11-04 09:22:19
一、杠杆资金的进退非股市暴跌主因
中国股市在今年六七月间发生崩塌式下跌,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我认为,长期形成的四支做空中国的力量,在此期间得以“合流”,是造成股市大暴跌的主要原因。而杠杆资金的进退,只是一个被借来的说辞而已。
我们不须回避的是,在上证综指涨到5000点时,当然会出现自然下跌,但这四支做空力量“合流”后,局面就不一样了:下跌速度骤然加大,市场动荡迅速蔓延,人心人气遭遇摧毁。由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此次危机,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市场的政策措施,防范住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教训的深刻性并不因此而减弱。
二、需重新认识股市所处的内外环境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股市所处的内外环境。很多人认为,股市不过是“公司股份”进行交易的场所,只要有明确的交易规则,有公正的监管,市场涨跌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了。这次危机彻底打破了这种浅显的“股市观”。在当代,股市的价值中枢、运行秩序是否稳定,其是否具有吸引力,是一国政治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仅仅把股市仅仅看作发行股票和实施兼并收购的平台、一个交易市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股市中的利益主体必须与国家战略利益相一致,而不能有根本性冲突。但目前的状况是很不乐观的。
三、四股力量做空中国经济和股市
长期以来,基于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形成了四支做空中国经济和股市的主要力量。第一支力量来自美国。我们承认美国存在不可忽视的对华友好力量,但长期以来,美国也同样存在遏制中国的力量。他们一手运用其主导的舆论机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实施干扰;一手使用经济手段、真刀真枪地做空中国。他们的舆论说中国投资不可持续、房地产即将崩盘、银行坏账累累、地方债陷入泥潭等等。他们还在贸易、汇率等领域对中国不断施压,近期又干扰亚投行进程,运用TPP“围堵”,甚至不远万里到南海来“捍卫航行自由”。几年前,他们就推出了在境外做空中国的指数基金期货产品,一个在纽约交易所挂牌,一个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通过做空这些指数基金期货,引导带动境内机构做空中国。
第二支力量是境内一些大的投行机构和基金公司。这些美国指挥棒的听从者,不维护国家利益,只顾集团利益,追涨杀跌,还制造谣言。我认为,作为国家的重点金融机构,应该首先遵循维护市场稳定、维护大盘蓝筹股价值的原则。但十分遗憾的是,银行股跌破了净资产值,仍然被一些大型投资银行抛售;有的创业板股票市盈率已高达150倍甚至200倍,但一些投资银行还在推波助澜;当5月份大盘指数已经翻番后,一些投行还在鼓励投资者质押股票进行融资。
这些投行机构不但不维护整个市场的价值中枢,不对客户尽提示风险之责,而且,个别机构还内外勾结,套取国家维稳资金。如此,国家和市场的整体利益何在?
第三支力量是境内一些普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懒得研究经济和公司的基本面,懒得研究中央和各部委的经济政策,懒得研究企业的周期规律,听风就是雨,你跌我就狠砸,你涨我就猛推。完全唯利是图。一旦市场不稳,他们就成为一个加速器。
第四支力量就潜藏在我们的一些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心甚至政府机关里头的官员和学者。他们看似个体孤立,但已经成为一个服务于美国战略意图的“势力层”。其中确有个别人是“不自觉地跟随”,但另一些人是主动配合美国战略意图,致力于唱空做空中国。
四、众多股市牛词不合理
一位国有金融机构的副董事长就讲:“改革开放38年了,为什么以前没有改革牛市,现在却有改革牛市?为什么经济增长掉到7%却有牛市?”还有人说:“一带一路”战略是“吹着口哨走夜路”,称中国推动对外产能合作是“痴人说梦”。这些说法,直接针对中央关于改革发展的一些战略决策。又如,在7月20日,股市维稳刚刚有起色,有一本杂志就开始炒作“维稳资金要退出”的话题,很不合常理。
在此,我要特别说一说杠杆资金问题。早在去年7月,我国主板市场行情刚启动时,“杠杆牛市”一词就被造出来,并广泛应用和传播。这个议题设置的作用很显著:一是持续引发公众对于行情性质的质疑;二是严重混淆了正常融资活动与非法融资活动的差异,制造了监管模糊区。其实,按照正常逻辑,合法融资活动应当依法受到保护,无需戴上“杠杆资金”的帽子;基于改革预期和上市公司业绩预期的牛市更不应该戴上“杠杆牛市”的帽子。在我看来,杠杆资金的风险管控,应该是投行基于市场风险高低、基于股票价值中枢高低的自觉行为;而违法资金无论是充当“杠杆资金”还是充当“扶贫助残资金”,都应当是金融监管部门打击的对象。将股市暴跌的原因归结于杠杆资金增多,我是不赞成的。
五、中国股市遭恶意狙击非第一次
中国股市遭遇此次恶意狙击并不是第一次,1997年、2001年、2007年、2011年都曾遭遇类似狙击,但人们对原因的查找主要是在“技术层面”,然后试图在“技术层面”加以解决,终于导致了此次更为严重的危机。我希望此次危机成为一道分水岭,让我们下定决心真正重视股市的战略问题,从战略和技术两个层面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使中国股市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有机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