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

[2] 1864年11月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信，在信中马克思给林肯以高度的赞扬，说“从美国的大博斗开始之时起，欧洲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同星条旗息息相关”；“欧洲工人阶级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一样，美国的反奴隶制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他的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页。                                                                          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 ——兼谈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后外交走向

1965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说：“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001年的“9·11事件”打击的对象是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而不是白宫，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的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这两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较早觉悟的人群。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融帝国主义势力。

东风渐起，东风将要压倒西风，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重读张文木这篇发表于2013年的文章，对于认识正在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另一次“占领华尔街”风暴，是有益的。】

【内容简介】：美国早期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尼克松更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使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脱离了国民劳动，并直接转换成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此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迫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但瞬间剧增的石油美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没有增加美国国家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美国的力量。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国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殖民地”现象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扩展，是当代帝国主义腐朽性的重要表现。

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夏威夷檀香山市杰斐逊纪念厅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宣布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81]。 2010年3月26日发生的“天安舰”事件为美国“战略东移”的启动提供了契机。

但是，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政策并不表明美国外交转向符合美利坚民族利益的战略收缩，恰恰相反，它是一项单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牟利的外交选择。这时的美国已不同于尼克松时期，它已更深地陷在“半殖民地”泥泞中不能自拔，因而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只要戴上“华尔街”视镜，那些不符合美利坚民族利益却还要大力推行的外交政策——比如希拉里作出的“战略东移”选择——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19世纪中叶，英国打败中国和印度致使中印巨额财富流向并拯救陷入危机的欧洲并由此造成所谓欧洲的“维多利亚时代”，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向美国和欧洲再次释放浮财造成了西方世界的狂欢盛宴。21世纪初西方世界再次陷入危机，美国的目标再次瞄向已很有“小康”气象的中国。

2008年起，美国出现次贷危机的本质是其在中东由军事失败而导致的政治失控及随之出现的伊朗、俄罗斯做出的减少美元结算石油的结果。美国经济问题不是生产而是金融即美元问题。货币总要有物质支撑，对美元来说，因为美国自己已没了实体生产及相应的民族工业能力，如果失去中东从而失去石油支撑，它就得另寻一笔类似苏联解体而释放出的巨量浮财以垫底。以美国白宫官僚买办们以往的经验，这笔浮财只可能来自中国——19世纪中叶清王朝和印度帝国被欧洲列强击垮后释放出的浮财曾挽救了欧洲的政治危机并在欧洲造就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1837～1901年）。由此便有了希拉里“战略东移”的政策。但希拉里也面临着巨大风险，由于中东失控，历史留给美元的时间非常有限，华尔街留给她兑现承诺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如果在短期内不能——当然最好以“茉莉花”手段——搞垮中国，那“战略东移”就只能是希拉里的一场短暂的春梦。

“天安舰”事件前后，希拉里青睐的“茉莉花”运动在北非势如破竹，可在东亚却碰上中国这块“硬骨头”。美国在东海举行了一连串军演，希拉里也焦急且一厢情愿地翘盼中国“一枝‘茉莉’出墙来”。几年下来，结果却她里气急败坏：除过了一阵嘴瘾——其话语很有些失态[82]——外，希拉里一无所获。中国挺过来了，可美元却撑不住了，随之而来的是希拉里下台。希拉里下台意味着她极力推行的“战略东移”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不达标，自然就要走人，这样的结局在美国历届政府中还不是最坏的。

了解了上述美国政治结构，也就清楚了美国“战略东移”的本质从而可以预判美国今后外交走向。目前美国还没有完全放弃“战略东移”外交[83]，因为华尔街财阀们还指望中国发生他们希望的政治变化。但中共十八大后，他们也感到中国的发展离他们希望的前景日显南辕北辙；其间中国显示出的政治稳定性更让他们沮丧。前国家安全顾问琼斯在美国某智库发表讲话称“转向亚太”是奥巴马最后悔的用词，甚至传出今年奥巴马将叫停“转向亚太”战略[84]；也有人认为奥巴马第二任外交将实行“战略再平衡”政策。什么叫“再平衡”，说白了就是不让支撑美元的支柱失衡。如果近期来自中国的（苏联式）“浮财”无望，美国只能经过若干次摇摆后重返中东。最近美国跟塔利班的接触[85]以及美国国会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呼声日高[86]的现象，透露出美国外交再次向中东偏斜的征兆。美国所谓“反恐”的目的只能是石油，至于谁执政并不重要。事实上，白宫目前咄咄逼人的表态解决不了美元疲软问题。在中国和中东之间，如果中国不出现苏联式的内乱，美国若不重返中东，那华尔街又能让它去哪儿呢？与小布什时期中东政策不同的只能是，今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将会回归尼克松和老布什时期的多边均势并通过均势控制中东各国的策略：谁当政就跟谁接触，条件就是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

《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87]。那么，美国的求福天命何在呢？在节制。与身体保养同理，国力来自节制而非透支。目前摆在美国“战略再平衡”前面的有两种道路，一条是民族主义的道路，另一条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利益服务的“官僚买办”的道路。按前一条路，美国战略应当继续东移，退回到关岛以东，再用发展民族工业的方式“强身健体”，这样美国国力就可以休养生息、得到恢复并会再次以新的姿态步入世界。目前看这对美国而言是最不可能的选择。剩下的就只能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服务的“官僚买办”道路，这条路的指向十分明确，那是就重返中东。没有石油，美元大厦就会坍塌，这对目前的华尔街，甚至美国相当一部分买办阶级以至美国人的感情，都是不能接受的。

五、中国应对的战略与策略

由此是否说明中国的压力减轻或中国在应对美国“战略东移”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呢？决不能这样认为。这只能说明国际资本（而非美利坚民族）对中国的攻击有了难度而并不意味它放弃中国目标。它还在等待中国国内出现苏联末期那种乱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3年4月20日报道，一个白宫顾问团在一份秘密报告中警告奥巴马总统，美国情报部门把太多精力投入到了军事行动和无人机攻击方面，报道建议美国应把情报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中国这样的传统威胁上。[88]

那么，中国能否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呢？那要看条件。比较苏联解体和中国这些年成功的经验分析，中国挫败国际反华势力图谋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党的领导在中国集中表现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有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党的意志才能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得到确保。这是毛泽东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残酷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因而绝不能淡忘的血写的治国经验和思想遗产。坚持这条经验，我们就能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能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取得胜利并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21世纪。

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就有了取得斗争胜利的前提，如果我们再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新世纪国际斗争的主动权。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正确的政策制定取决于科学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仍是当前分析国际力量对比的科学方法。如果我们明白了美国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就对目前美国有了阶级分析的基础，由此也就明白了在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进入到最腐朽阶段的当下，中国和平发展的阻力并不是“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民，也不主要是美利坚民族，而是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财团。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因而他们的战略目标在当下是一致的，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与中华民族的利益需要在当下也有相当程度的吻合。这样看来，中国外交的对手并不是整个美国，而是占美国人数很少一部分的华尔街国际财团中的反华势力及其背叛美利坚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美国少数官僚买办势力。什么是策略？策略就是将朋友搞得多多的，将敌人搞得少少的。对手少了，我们的朋友和同盟军就壮大了：我们的朋友不仅包括第三和第二世界，而且还包括第一世界国家中的被国际资本压迫的人民和民族。如果我们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华尔街国际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特别是与美国人民混为一谈，那我们就弄不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不清楚敌人在哪里，我们的战略力量就不能进行合理的配置，我们的外交就容易出现过“左”或过右的失误。如果我们能够将美国人民、继而将美利坚民族与代表当代世界最腐朽势力的一小撮华尔街金融财团区分开来，将中国人民的目标与美国人民的目标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团结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一道将世界的前途推向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