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是国际秩序调整的权力之争
2018-10-02 16:57:32
9月下旬，中美贸易战继续升级。这一轮关税数额骇人，但从市场反应看，造成的心理冲击明显弱于此前。舆论倾向认为，在贸易战的痛苦充分显现前，双方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不大。
国内很多人担忧经济前景，希望政府多让步、早日与美国达成妥协。不少人甚至认为，美国政府的指责有道理，中国是理亏的。这种想法失之单纯。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而言是一场国运之争，能战方可言和。妥协必须在平等协商、互利互让的条件下方能达成，现阶段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诚意。轻言妥协的人没看到，中美经贸争执不仅是争利、争理，更重要的是，争夺对国际秩序调整的权力份额，这是重大战略资源，必须步步为营、寸土必争。
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是冷战后国际秩序调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要“埋葬旧秩序”的。因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已经“不划算”、难以为继了。
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历了一段高成长期。这不仅对世界经贸规则造成了冲击，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模式以及经济起飞后传统文化复兴、民族主义抬头，对原有国际秩序的主流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格局等，都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要盟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国内矛盾积累、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对外维护原有国际秩序信心不足，彼此在成本分摊、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屡生龃龉。作为国际社会主要领导者，美国的领导力、控制力在下降。
原有国际秩序需要改革，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怎么改，分歧很大。新兴国家希望建立更平等的多极秩序，包括更有利于全球经济均衡的经贸规则，但美国及其盟国不愿让渡太多权力。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希望扭转美国领导力下降的局面，“让美国再次强大”。它的办法就是“美国优先”，在地缘政治上收缩调整，在国际治理中放弃难于承担的责任，让盟国多分摊成本。最终要的是重振经济，强行调整经贸规则，使之有利于己；同时通过减税的糖葫芦和关税大棒，威逼利诱实体经济回到美国。是以，美国在国际政策上现实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所谓“自由霸权”摇身一变成了“任性霸权”，零合博弈色彩浓重，打压盟国和贸易伙伴几乎成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硬币反面。
因此，在国际秩序大调整背景下，中美贸易战不仅是利益之争，更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着眼于调整国际秩序的权力之争。试言之：
一是规则制定权。修改以WTO为基础的经贸规则已经箭在弦上，不可阻挡。当初，中国为加入WTO作出了重大让步，也承担了巨大风险。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都未预见到后来取得如此迅猛的经济增长。在遵守WTO规则和裁决方面，中国政府堪称“模范生”，至少比西方一些国家要强很多。WTO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若干保护措施，但这也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在高端产业对西方国家做出重大让步基础上的。WTO现有规则不适应新的经贸状况，需要修改，并不是说谁占了谁的便宜。制定新规则势在必行，但必须在多边主义、平等协商基础上，不能用枪抵着别人的头，要求全盘接受条件。法国、加拿大等国家都是这个态度，中国为何要屈从？不单贸易规则，在投资、知识产权、产业补贴等方面，新规则也会深远影响中国经济，所以这个规则制定权是要力争的，多一分强过少一分。更有甚者，制定经贸规则的行为模式，还会向其他领域外溢。例如在南海、东北亚等地缘政治问题上，是屈从别人强加的规则，还是取得相当参与权，与有关国家共同制定规则，比如《南海行为准则》，这绝不是小事情。
二是产业升级权。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应该一直安于全球产业链低端，那是它一厢情愿，不是中国的问题。其对中国知识产权的指责，大部分不是误解就是刁难。例如强制转让技术，且不说转让的核心技术少之又少，就已转让技术而言，也是跨国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而向合资伙伴作出的让步，中方企业可能利用了跨国公司彼此间竞争，但毕竟是市场行为。赚取丰厚利润后，又心疼和抱怨技术流失，是说不过去的。美国的指责，实际上混淆了宏观层面的技术扩散和微观层面的技术转让。经济交流必然带来技术扩散，这是附随资本、人员流动的必然结果，加之中国近年来知识产权付费、研发投入增长均位于全球前列，这都支撑了产业升级。美国借贸易战，制裁中国电信产业，并迫使华为退出美国市场，澳大利亚等国家竞相效尤；对中资收购高科技企业严格审查，收紧留学限制。它借口国家安全，针对特定国家（中国）采取这一系列市场准入、投资和人员交流限制，如果为西方国家效法，并成为新经贸、投资规则的范本，无疑是充满歧视、刻意打压中国产业升级的手法。据日媒报道，因为少了中资并购对手，近期日资收购美国科技公司颇感顺利，故视之为重大机遇和利好。这就从侧面提示，如果新投资规则对华歧视，中资企业在技术交流上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三是道德评判权。特朗普指责中国实行重商主义、追求贸易顺差，靠政府补贴扭曲市场、输出过剩产能，等等，以争夺道义高地，为其惩罚性关税张目。很多美国学者都认为上述指责无理。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其经济结构造成的。中国产能过剩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后遗症，美国在道义上最没有资格指责中国产能问题。何况，中国近年来下大力气平衡国际贸易、去产能。这些争执的背后，是对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的道德评判权。一个典型问题就是劳工标准。一些中国学者也与之唱和。这种指责没有看到，新兴国家权利保障水平和工资标准低，不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手段，而恰恰是参与竞争的起点。正因为融入全球产业链，这些国家的权利保障、工资标准得到了稳步的、大幅的提升。在评价新兴国家发展方面，类似的争议还很多。中国的发展是老百姓胼手胝足、辛勤劳动得来的，也是牺牲了很多资源环境而来的，实际上大大补贴了发达国家。美国一边吃着全球廉价劳动的红利，一边指责后发展国家劳工、环保等标准低，是十分虚伪的。这个道德评判权，与国际经贸规则乃至其它规则的制定权息息相关，中方必须据理力争。
四是改革自主权。很多人认为，美国一些要求，如扩大金融、电信等行业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政府管制和企业补贴等，与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其要求合理，中国应该接受。这就混淆了关键问题。中国改革的目的，是希望经济更健康、更有活力。而美国提出这些要求，表面是希望“公平贸易”，实际上是希望“有利贸易”。从美欧谈判，完全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这种心态。何以说呢？美国威胁对欧盟小汽车征惩罚性关税，提出如欧盟接受小汽车彼此零关税，就可豁免，看似追求公平。待欧盟回应称，可以考虑对卡车、小汽车全部实行零关税，美国就不同意了，认为“还不够好”——卡车等车型的关税，美国高于欧盟。连彼此各让一步都不愿意。所以说，它追求的是得利而非公平。至于中国经济的健康与活力，更不在它考量之列。现实一点讲，美国并不希望中国经济更强劲，相当一部分人还巴不得中国经济跨掉。所以，美国的要求看似与我们改革方向一致，但背后的意图却是大相径庭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以，中国一定要争这个改革自主权。不是说你让我怎么改，我就得怎么改，我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经济、社会的承受力。否则就危险了。
五是模式选择权。国际秩序的调整受制于“棋手国家”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而后者又取决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一轮全球化积累了大量问题，比如巨大的不平等。同时，逆全球化、新科技浪潮又带来了诸多新挑战，比如美国减税和贸易战、美联持续储加息、新兴市场接连遭遇货币危机，这些因素与制造业4.0叠加，必将重构全球产业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因应新挑战？各国现有体制都没有展现足够能力、给出令人信服的药方，都需要探索符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不仅包括财税改革、国有企业作用、适当产业政策、资本市场模式选择等等，也包括改进教育、社会保障，以增进创新并兼顾公平。在国际合作上，也需要探索更好的模式。所有这些领域，西方现有模式并非如其标榜一般，都是最优的。新的国际秩序应该对不同探索更包容，而非党同伐异。
因此，在国际秩序调整这盘大棋中，中美贸易战是很关键的一步。特朗普的战略目标很灵活，如果贸易战顺利，就向纵深推进，有力遏制中国发展；如果不顺利，也可以借机狠咬中国一口，在贸易逆差等次要问题上获得重大让利，同样会拉升其选票。但对中国而言，面对美国强势打压，并没有太多回旋余地，只能挺身迎战，使美国知难而退，降低战略目标和具体要价。软弱不是办法，只能招致更多遏制和打压。
同时，也要保持灵活，继续敞开谈判大门。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摇摆不定，国内外政策的“发夹弯”很多，从“极限施压”到“勾肩搭背”完全不需要过渡。如其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一些变化，也可能突然降低要价，寻求与我达成妥协或暂时停火。相应地，中国也要做好随时转大弯的准备。
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中，有两条战线、两个松散阵营：一条是“贸易战”战线，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其它国家努力反抗。另一条是“对华战线”，美、欧、日正在集结，打着反对“非市场化行为”的旗帜，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产业政策等问题对华施压（其要求有一定道理，但却故意忽视了中国的努力）。为争取有利地位，必须加快与欧盟、日本的磋商，在WTO改革、新经贸规则制定上，力求抢占先机，避免被孤立。
最后，要准备好应对最坏局面，仍不偏离正确方向。从近期看，贸易战可能继续升级，甚至覆盖中美全部货物贸易。也可能继续向其它领域外溢，如台海、南海问题，造成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不排除，美国与主要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步调一致向中国施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多受一些委屈，但仍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当年，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意识形态迥然对立的人物，携手推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近40年来，中美交流造福了两国人民，也改变了世界。面对贸易战，需要重温他们的智慧：
毛泽东曾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