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波媚媚:欧元与美元一同玉石俱焚 英国已上中国方舟

2015-12-04 09:41:01   

(一)

 

最近中国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格外忙碌。以一把手为例,去完美国去英国,然后又去越南、新加坡,刚刚赴土耳其和菲律宾开完G20和APEC峰会,马上飞到巴黎开世界气候大会,随后又直飞津巴布韦,最后还要去南非开中非峰会……

 

二把手则先去马来西亚开东盟系列峰会,然后马上回到苏州,与东南欧16国领导人举行峰会……

 

格外得忙碌、格外得辛苦,当然,成果也格外得丰硕。这就是领袖外交的好处和优势,运筹帷幄,折冲樽俎,给予对方特别的重视,更可以当场拍板决策,也由此开创了中国外交的全新局面。

 

但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这里,而是外长的角色。有朋友就说,在其他国家外事活动中,外长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懒一点的,也是仅次于最高执政者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但在中国,外长往往则是近乎于后场的人物。比如,这次一把手出访,在新闻联播中,最后一句是“主席夫人、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栗同志、国务委员杨同志等”出席会见,外长就浓缩在这个“等”字中。

 

这自然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虽然外交部在政府系统中列头牌,外长在各部长中也是头号出场,但在整个政治架构中,外长只是部长级人士,上面还有众多的副国级——包括掌握实权的副总理、国务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也包括权力相对较小的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

 

中国讲究论资排辈,级别低的排到级别高的前面,古代称僭越,严重的可以杀头抄家;在我们邻居北高丽,也是重罪,张成泽被杀,一条罪状就是拍手不积极、走路要走到前面;当然,我们国家不会这么封建僵化,但搞错官场顺序,总也是一种政治幼稚病。

 

所以,在外交场合,外长名字出现在“等”中,也就顺理成章。当然,在外长之上,还有主管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即王毅外长之上,还有杨洁篪国委,他才是真正的外交一把手。但即便是被认为是副国级的杨国委,在政治序列中,还低于众多的政治局委员,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东等地的一把手。也就是说,如果与这些地方首长共同会见外宾,外宾首先要握的是这些地方首长的手,然后才是杨国委的手,至于王外长,您别着急,还得多等一回。

 

(二)

 

中国的国情,此文不作讨论,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当前国际风云变幻,东海南海风高浪急,“一带一路”影响深远,外交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吃重。不然,一把手也不会在国内事务缠身之际,还抽出大量时间从事国际外交,真的不是一般的努力和辛苦!

 

缺乏一个超级外长的结果,造成的是外交的实际不对等。比如,在美国,主管外交的国务卿,在整个政治序列中是仅次于总统、副总统、参议长(实际也是副总统)和众议长的第四号人物,属于美国最高决策层,如果放在中国,至少也是常委级人士。

 

中美外长会谈,表面看很对等,都是主管外交的两国部长级官员在会谈;但实际则好像是美国的常委级人士,在与中国的部长会谈。自然,也就不大可能在这样的会谈中取得重大成果。当年的“中国通”鲍尔森出任美国财长后,正是看到中国政治的特殊性,搞出了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演变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主管工作的副总理、国务委员都包含在内,也避免了中国部长在会谈后再去请示汇报,也更容易取得成果。

 

中美之间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举凡当今世界的其他大国,除了一把手外(总统制是总统,议会制是总理或首相),在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往往都是外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英国外相哈蒙德,都是国际政坛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中国外长王毅,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却更多时候默默无闻,有时领导人会谈的长条桌,他只能坐在最靠边的位置,在新闻中也只能被概括在“等”里。

 

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决策缓慢,层层请示,最后往往还得最高领导拍板。这也意味着第一把手会格外劳累,干了本应其他人帮助干的活。这在一般时期,弊端可能还不明显;但在国际大变局、中国回归世界中心舞台之际,中国虽然领袖外交大放光彩外,其他外交领域显得过于保守和缺少亮点,这不仅与中国的国际外交地位不相称,也成了中国外交的一个软肋。

 

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文章热传,说外交部都是一帮翻译在掌权,所以中国外交表现得很窝囊。这完全是不懂装懂、胡口乱言。中国毕竟不是美国,中文听得懂的外国政要,全世界也没几个。没有好的外文功底,就显然不能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但时代呼唤中国的大外交家,而不是外交匠,这是对的,但这与外语没什么关系,与体制机制则有一定渊源。建国60余年来,堪称中国大外交家的最多只有两个,一个是周总理,他的风采和能力,很多外国领导人都仰慕不已,但他是总理身份兼任外交部长;另一个就是钱其琛,他虽然是外长,但也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他们能在外交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既与他们杰出的外交才能有关,也不能说与他们特殊的超级外长身份没有一点关系。

 

在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际,外交届如果都是庸碌之辈,显然是愧对于这个时代的。这就需要对外交体制进行深层次改革,催生出中国的超级外交部长、大外交家。但所谓超级外长,在其他国家也就是常识而已。

 

(三)

 

当然,如果要说目前的外交体制的优点,也是明显的。不管王外长还是杨国委,如果访美,对应的官员只有一个——克里!但好几次美国国务卿克里来访,短短一两天的行程,需先会见中国的外长(职务上对等),然后是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实际事务对等),然后是总理(政治地位接近),然后拜见最高领导人,有时考虑到军事关系,还得会见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重要的话虽说要说三遍,但克里的车轱辘话说了远不止三次,到最后,他能口吐莲花的舌头应该都要说麻木了。

 

估计,离开中国之时,克里心里还在嘀咕:你们中国人真是存心的,每次都是这么多不得不见的官员,这是在搞车轮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