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网站2月16日刊登文章，题为《最佳的全球化伙伴？》。文章称，中国和德国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是个假象，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记者：最近德国政府一再认为自己有必要为自由贸易进行辩护。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在这点上两国的共同利益有多少？
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潘启泰：作为世界两大出口国，中国和德国被公认为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贸易政策的获益者。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宣布自由贸易协定作废表明了“美国优先”的指导方针，他威胁征收惩罚性关税并且最近再三指责这两个国家通过操纵货币获取竞争优势，这向柏林和北京政府发出了警报。如果与美国发生冲突并且全球保护主义日益增多，两国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这一点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利益基础。
中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慢，国家经济发展不统一。政府推广的经济模式转型——从以出口为主导转向增强国内消费——能否成功是个问题。因此北京仍依赖于对远方的投资以及在当地从事贸易。
记者：柏林和北京加强合作会被证明是有承压能力的吗？毕竟德国企业也抱怨中国的部分市场仍对它们封闭。
潘启泰：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已经可以看到加强经济与财政政策合作的初步尝试。在1月底的会谈中，双方明确将继续共同维护全球市场稳定。柏林表示将推动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文件框架内的承诺，并推动欧盟与中国有关投资协议的谈判尽快圆满完成。但是，这能否令2014年以来进展缓慢的该项投资协议有一个稳固的法律基础并由此消除近几个月来互相进行的保护主义与倾销指责，还很难说。
德国和欧洲近年来成为中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中国计划最迟到2049年成为全球主要的工业国。借助新的工业战略，它在如今德国等工业国赖以为增长基础的地区争取市场主导地位。因此目标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计划当中的投资协议是以改善市场准入状况为核心的，看一下欧洲拟定的协议草案就会明了这一点。
在听上去毫无危险的“市场准入”概念背后隐藏的不仅是欧洲对放宽在华投资条件的要求，还有对深刻变化的要求，它们必须最终带来中国当前经济体系的自由化。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新的、举足轻重的推动力还无法预测。但是如果美国和中国经济冲突加剧的话，那么就不能排除北京愿意对德国和欧盟作出更大让步的可能性。
记者：随着华盛顿政府交替，这个问题被再次提了出来：联邦德国眼下能够和必须在多大程度上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北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潘启泰：随着华盛顿政府换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可估计性增强，对德国政界担当欧洲和全球稳定锚栓的期待进一步增大。中国视德国为无可非议的欧盟经济和（外交）政治领导力量。随着多个欧盟国家债务与增长危机持续、英国脱欧以及鉴于平民主义和怀疑欧盟的离心力，对柏林将欧盟剩余部分团结起来的期望很高。对北京而言，不管是与一个稳定的内部市场的经济交流还是保持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抗衡都具有很高的战略意义。
在全球层面上，人们希望德国继续是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有效的全球贸易体系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监督机构正常工作的保证。在2016年12月柏林接替中国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之后，继续推动数字经济、实现巴黎气候目标等议题就是北京所关注的要务。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强调，中国希望在气候问题上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因为美国宣布调整方向，北京愿意在气候与能源领域重新协调并加强与德国和欧洲的合作。
记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因为美国退出而搁置。中国用自己的贸易协定来填补这一空缺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潘启泰：在美国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中抽身的同时，中国却进一步推进。北京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主导力量。它将把中国与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联系在一起。最近几个星期，中国领导人一再公开表示希望尽可能快地在今年结束谈判的愿望。与TPP不同，RCEP是个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它的重心集中在降低和消除关税上，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关注很少。中国将该协议视为走向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准备阶段。能否像希望的那样迅速缔结协议并形成相对于美国而言的事实还不清楚。原本谈判在2015年底就应当结束。但印度长期坚持一个关税自由化分三步走的时间表不松口，那样的话印度和东盟国家会从中获益，但却会以其他成员国特别是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TPP失败后表达了缔结一个更加全面的协议的愿望。（编译/赵涟）

中德举办庆祝建交45周年系列文化活动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