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长期处于一种战略焦虑状态，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尼带来的地缘威胁，讽刺的是澳大利亚面对印尼威胁的解决方案是树立中国来做靶子，引起自己老大美国重视自己，继而获得撑腰去对冲印尼的威胁。
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群岛国家，在人口和军事力量上与澳大利亚形成巨大反差。印尼拥有2.7亿人口，是澳大利亚2600万人口的十倍以上；其陆军规模达36万，而澳大利亚常备军仅约6万。这种悬殊的体量差异，使印尼在澳大利亚北部形成了“天然的地缘阴影”。
历史上，印尼的扩张主义倾向更是加剧了澳大利亚的危机感。二战后，印尼通过军事手段吞并荷兰遗留的东印度群岛领土，如西伊里安，并试图控制巴布亚新几内亚，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曾是澳大利亚的传统势力范围。这让澳大利亚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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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岛是双方领土争议的焦点之一。它宛如一颗楔子，位于印尼爪哇岛以南仅340公里处，距印尼首都雅加达也不过500公里，却离澳大利亚大陆约2000公里。这座岛屿战略地位关键，曾属英属新加坡，印尼独立后觊觎该岛，可英国在1958年通过《圣诞岛法令》将其移交澳大利亚，粉碎了印尼的想法。如今，圣诞岛扼守印尼人口和经济核心的爪哇岛，澳大利亚还在此设有军事设施，印尼虽视其为“头顶的枪口”，却无力改变现状。
同时，印尼群岛扼守澳大利亚通往亚洲的海上命脉，包括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关键航道。加之爪哇岛人口过剩引发的非法移民问题，更让澳大利亚对其“北方防线”的脆弱性忧心忡忡。在二战期间，日军借道印尼轰炸达尔文港的历史记忆，也始终是澳大利亚安全焦虑的核心，印尼在地缘上既是澳大利亚的“屏障”，却也被视为潜在的“入侵跳板”。
在这种地缘威胁之下，美国的战略平衡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印尼对澳大利亚构成直接威胁，但美国从自身全球战略布局出发，将印尼视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支点。在1965年苏哈托政变中，CIA支持印尼军方屠杀数十万共产党人，借此巩固了印尼作为西方阵营“反共堡垒”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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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印尼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南岸，这一关键地缘位置使其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节点。因此，美国长期默许印尼的扩张行为，以换取其合作，例如在东帝汶问题上，美国对澳大利亚遭受的“背叛”保持沉默。这使得澳大利亚陷入两难困境，作为美国盟友，它既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又不得不在印尼威胁面前“自我克制”。
面对印尼的潜在威胁与美国的不对称偏袒，澳大利亚选择将矛盾外引，“中国威胁论”成为其转移矛盾的战略工具。澳大利亚渲染“中国切断贸易航线”的叙事，将对印尼威胁的底层逻辑转移至中国。例如，澳大利亚采购核潜艇以及部署F- 35战机，名义上针对中国，实际上却是在防范印尼可能的海洋扩张。尽管中澳贸易额远超澳印贸易额，2021年印尼对澳出口仅32亿美元，但澳大利亚却以“减少对华依赖”为名拉拢印尼，实则是为了对冲印尼的地缘风险。通过塑造中国这一外部威胁，澳大利亚既向美国表露“反华先锋”的忠诚，又间接强化对印尼的军事威慑，避免与印尼直接冲突引发美国不满。
当前，澳印关系呈现出“表面合作、深层对抗”的特征。在经济领域，双方在矿产和新能源领域既存在合作，也存在激烈竞争。印尼停止铝土矿出口直接冲击了澳大利亚28亿美元的贸易，而澳大利亚则加速本土稀土开发以降低对印尼的依赖。在军事方面，虽然两国签署了《防卫合作协议》并举行联合军演，但印尼同时加强与中俄的军事互动，如南海合作、俄印海军演习等，凸显了其对澳大利亚信任的局限性。美国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拉拢印尼，但印尼坚持“独立积极”的外交政策，拒绝在中美间选边站，这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借美制印”的机会，却也加深了地区战略的不确定性。
印尼的庞大体量与历史扩张主义，注定成为澳大利亚长期的地缘梦魇。而美国对印尼的偏重，迫使澳大利亚以“中国威胁论”为盾牌，在维护自身安全与迎合盟友利益间艰难平衡。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不仅折射出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无奈，更揭示了印太地区权力结构的复杂性。真正的威胁往往隐藏在“盟友”的面具之下，而“敌人”可能只是转移矛盾的虚构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