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 “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与城市国有制相联系的乡村生产资料集体化；其要义不仅在于产品的分享，而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享。  

1602. 崇祯长于霹雳手段——这有助于他打掉了魏忠贤这只“大老虎”，却苦于没有可以稳定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制度——这却让他在李自成面前一筹莫展。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建国后，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后，他下功夫最大、最用力的就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避免重复明末覆辙，防止农民变为流民。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我们的干部蜕变为“魏忠贤”，农业合作化运动则是从制度上杜绝把农民逼为“李自成”任何可能。

1603. 《明季南北略》是记载明万历至崇祯时期北方地区史实的史书，全书共二十四卷，起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此时张居正改革刚刚结束——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东北，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内容，1943年7月28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1]

1604. 1854年美国总统任命麦莲（Robert M.MaLane）为美国驻华公使。此前美国国务卿麻西（W.L.Marcy）给麦莲下达训令，要求他针对中国的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内战现实，实施灵活的实用主义政策。如果太平天国胜利，“要承认实际上的政府”；如果中国分裂为几个政府，而且形势稳定，则“分别地谈判”，多向攫取权益。[2]4月麦莲到达香港，在与英法公使会晤后，直接由香港至上海，次月由上海溯江而上，“悍然无视太平天国规定，率舰闯入镇江上游，直驶天京江面驻泊”，但未能获准与太平天国方面会晤，6月14日返回上海后即向美国政府提交《访问太平天国的报告》，建议美国与清政府合作，遏制英国独霸上海、乃至中国的野心；利用中国内乱压迫清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使美国商人可以进入长江腹地，自由经商。[3]

1605. 都江堰和大运河之所以流经千年而不废，就是因为它们遵循的哲学基础是“道法自然”；在顺应、适应并加以引导而不是人为地改变河流的自然性，是这两大工程稳定千年的关键。经验表明，能使人类生活更接近自然而不是反自然的科学才是强大的，只有顺应、适应自然的事物才是最坚固恒久和稳定的。

1606.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鬼谷子·决篇》）

1607. 中国的地形像个簸箕，簸箕口直面东海，华北平原平接东海，是中国地缘政治的软肋。别的地方都是山围护，外部力量难以突破。我们古代“逐鹿中原”的力量来自内陆，近代以后就有海上力量也来“逐鹿中原”了。

1608. 斯大林眼中的印度

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4]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5]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6]

30年后，莫托洛夫回忆录谈到当年苏联对德苏谈判中所涉印度问题的看法，他说：“希特勒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我对他说：‘这可是个有意思的想法。您有什么设想呢？’我引他说，以便让他把想法都讲出来。对我来说，这并非什么严肃的谈话，可他却兴高采烈地论证着，应该如何消灭英国，同时要我们通过伊朗进入印度。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7]

二战中，斯大林始终关注着英国衰落后的印度可能出现的前景，以及苏联是否可能一步到位地将俄罗斯力量伸入到印度洋。斯大林非常清楚，在通往印度洋的道路上，俄罗斯人南征最远的地方没有出过南阿富汗。因此，印度对俄国人来说，如果不是清谈的话，那就是一个只是好看，实则鞭长莫及的天边彩虹——这正如北阿富汗对英美国家来说，也是鞭长莫及的道理一样。由于印度半岛与北面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海拔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南下易进北上难出的地理特点，历史上来自中亚的征服者在进入印度后也就脱离了他们原来的母国。这个结果对那些低文明且一无所有民族的是有利的，但对守着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人，尤其是苏联人来说，就是一件赔本的买卖。因此，只是在面对巨大的德军进攻而英美又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1942年夏天，斯大林才有过“一旦战败，流亡到印度去”[8]的设想。但这只是瞬间的闪念而已。后来即使有罗斯福在德黑兰的怂恿，斯大林也没有再打过印度的念头。对世界历史了然于胸的斯大林明白，有多少粮食才能走多远的路。俄国历史上南下没有出过南阿富汗的经验告诉斯大林：印度是俄国鞭长莫及的地方；而将力量投入到力所不及的地方，是不能容忍的政治低能的表现。斯大林对本国的战略力量极限的把握能力与同时的希特勒、东条英机不计成本地扩张战果的特点形成云泥之别。

读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关于印度的上述战略思考，联想普京今天在叙利亚的强势投入，给人的感觉是“姜还是老的辣”。

1609. 三个很有学问的人在印度边界上都停住了

除了斯大林，在对印政策上，三个很有学问的人在印度边界上都停住了。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成吉思汗，还有一个是毛泽东。

亚历山大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眼看者向南一拐就进入印度时，他在印度河边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成吉思汗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但当他打到印度河边时就停下了，那天晚上他跟丘处机谈了一晚上。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9]。其实是在讲战略哲学。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晚深谈后，成吉思汗就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剑指中原[10]。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毛泽东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张驰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们的资源在当时是很难上去的，我们再打下去就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11]毛泽东当时考虑更多的是怎么能回来。他利用古巴导弹危机防止第三国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象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因此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中印这场冲突并将中国拖在那里。

1959年5月13日，即在中印冲突前，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12]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汉王朝直接发生过战争吗？似乎没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13]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1610. 战略和养生同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的既是养生又是战略。

1611.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战争的目的在于和平。”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思想，在《政治学》中认为：“战争必须只是导致和平的手段。”[14]

1612. 战略也是布势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制造一种迫使敌我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转化的形势，对手在这种形势中进退维谷并不得不与我合作。上策是把敌人转化成自觉的朋友，这是最高目标；中策是将对手转化为中立立场；下策的无奈之举才是消灭敌人。当年毛主席从延安撤走，把延安暂时让给胡宗南就是在布势。毛泽东当年从延安撤走时曾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5]今天，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也是布局天下和城池得失问题，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矛盾。

1613. 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应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如何消化。1903年，日本对俄战争开始的时候，有将军问前线指挥官准备好了没？当听说准备好了时回答时。将军接着问，怎么结束？那位指挥官说没想好。为位将军批评说：一个指挥员在进攻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结束，他就是不合格的指挥员[16]。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战略学习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赢得结束的都比较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1614. 英文FANS，音意合译既可为“粉丝”，也可译为“疯子”。

1615.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苏联被打倒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说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若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1616. 印度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来说，这都不是好事。双方既要看到在藏南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对比和布局，不能再犯东吴为荆州小利而导致蜀吴反曹联盟被各个击破的错误。

1617. 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中国的地形是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为了获得取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用于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对战略目标的最有效的控制是陆军占领，而这恰恰是美军的短项。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对到方的周恩来说：

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17]

斯大林指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美军短板。在这方面，中国不存太大的问题：东南邻接太平洋，西南临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汽资源都在我们家门口，在西南方向我们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接达到目标。在印度洋北岸，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邻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准海权国家”亦不为过。

1618. “方今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人将谓殿下避强攻弱，进不为勇，退不为仁。臣闻千钧之弩不为鼷（xī）鼠[18]发机，万石之钟不以莛[19]（tíng）撞起音，今区区之许攸，何足以劳神武哉？”（《三国志·魏书·杜袭传》）

1619. 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司马懿）[20]

1620. 操舍关中而远征张鲁，伐虢取虞之计也。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张讨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胡三省注）

1621. 彼得一世比较早地看到北极的战略意义，他在重病期间曾召见海军上将阿普拉辛说“最近我在考虑一件事，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惦记好多年了”；“我关心寻找一条经过北极海通往中国和印度的道路”；“谁晓得我们在寻找这样一条道路上或许会比荷兰人和英国人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曾经沿着美洲海岸做了多次这样的尝试”。[21]1943年，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就指出：“日本的势力消除以后，北太平洋的西部将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而东部则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要是如大部分飞行家之所信的，未来的北冰洋将反成为主要的航空路之一，那么，将来控制这些航空线的将是美国、加拿大、联合王国和苏联。”[22]

1622. 与俄国和中国不同，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是与防御能力捆绑在一起的：一旦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

1623. 俄国的安全防卫重心大体分西东两线。西线即欧俄部分关乎生存，而东线即东西伯利亚部分则关乎发展。发展可以让步，而生存则要死守。

1624. 阶级分析仍是观察当前国际问题的方法。即使是共济会，在其内部也会分左、中、右。尽管以犹太财团为主体的国际资本对共济会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但共济会并不等于国际资本，它只不过是国际资本维护其赢利地位的一种手段；也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是或支持共济会，比如自视为唯一正统的犹太教派（Orthodox），“这个教派有些人并不支持共济会，他们对共济会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23]。且不说在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上两个对手即法国的拿破仑和英国的威灵顿都是共济会员，即使生活在犹太人家庭中的马克思也很早就提出了“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的思想并为此奋斗了一生。1855年，由拿破仑一世的外甥、法国共济会大导师拿破仑·卢森·查理·穆拉提王子（1803～1878年）召集和主持首届世界共济会大会（Masonic Universal Congress）[24]，马克思评价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25]，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即建立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和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与全球资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济会运动，恰恰是互相对抗的”[26]。

1625. 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人的解放与消灭“犹太”即国际垄断资本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27]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28]由此，马克思为犹太人解放指出道路，他说：

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人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29]

社会一旦消灭了犹太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产生，因为他的意识就不再有对象，犹太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就会人性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就会消失。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即资本——笔者）中获得解放。[30]

这里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实际是他1835年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通过人类解放实现自我解放思想的继续。这篇作文可视作青年马克思决意与传统犹太人固有的“犹太”品质决裂的宣言，也是他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除资本所依赖的私有制基础是犹太人继而全人类获得终极解放的思想的发端。此后马克思一生都在与资本战斗：资本没有祖国，所以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31]为此，尽管马克思组织了“第一国际”以抗衡共济会，但真正目标则直指国际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告诫共产党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32]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资本；消灭了资本，今天所说的共济会的问题也就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