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外交部8月5日宣布了“三项取消、五项暂停”共八项反制措施，其中取消的内容均聚焦军事层面，分别为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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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外交部网站截图）

笔者认为，“取消”显然比“暂停”更为有力、坚决。中美两军之间机制性的对话陷入停顿，无疑会对中美两军关系乃至中美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增加了一线处置时“擦枪走火”的风险。但基于中美两军交往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因素，强化危机风险管控、防止最坏情况发生，极有可能是两军军事关系发展的必然选择。

以斗争求合作是中美军事关系的主轴

自1979年中美建交开始，中美两军军事交往已经走过43年跌宕起伏的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至1989年，这是两国两军关系的“蜜月期”，美国向中方出售了包括防空雷达、黑鹰直升机等在内的先进装备；

第二阶段是1989年至2001年，两军关系受到诸多挑战，美国对华防范多于合作，遏制多于交往；

第三阶段是2001年“9.11事件”至2012年，在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中美共同利益增多，两军关系逐步改善并呈现出稳定发展势头；

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今，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之下，双方努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在开展一系列竞争与较量的基础上，努力保持着军事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对此，2019年推出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如此评价中美两军军事关系：中国按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稳妥处理同美国的军事关系，努力使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为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作出贡献。在中美关系中，两军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

从根本上说，决定中美军事关系的是两国的国家利益。当中美两国追求共同利益的需要大于分歧时，双方的合作与交流即会趋向紧密；而当两国利益的冲突大于共同利益时，两军的对抗也将高涨。对于发展中美两军关系，中方始终把握一条原则，那就是中方的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这其中，最为重要、极为敏感的就是台湾问题。

在中美两军关系历史上，曾先后数次因台湾问题的影响而受到冲击、陷入低谷。

其一是1995至1996年，由于美方允许时任台当局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引发台海局势紧张，中国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

其二是2008年10月，美国不顾中国多次严正交涉，作出向台湾地区出售潜射鱼叉导弹、爱国者导弹、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等6项先进武器系统，总价值高达64.63亿美元的决定，引发中方强烈反对。

其三是2010年1月，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扫雷艇等总额约64亿美元的武器。对此，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方决定推迟中美两军部分交往项目，推迟双方拟于近期举行的中美副部长级战略安全、军控与防扩散等磋商。

此次佩洛西窜访台湾，使得中美两军关系再一次陷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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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96年相比，此次军演突破了台湾当局主张的所谓“领海”和“海峡中线”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谁也打不倒谁，谁也改变不了谁。

对于美国来说，持续打台湾牌以牵制中国复兴崛起进程更为符合其利益，立即投入对华的全方位军事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未必是其战略选项。因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反制越有力、手段展示越多样，就越能亮明“底牌”与“底线”，越有利于避免美方的“战略误判”，充分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美方不应抱有任何幻想”。通过坚决有力的斗争，可以推动两国两军关系慢慢重回正轨。

取消三项军事交流机制影响重大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美两军建立起了覆盖不同层级、涵盖不同领域的军事交流机制，通过实质性对话与沟通表达各自利益关切，以减少误解、误读、误判，增进了解，扩大共同利益，避免一线军事接触扩大为军事摩擦乃至军事冲突。

这次取消的三项机制，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第一，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199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华时，签署了中美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这是中美两军之间签署的第一个有关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有助于改进和加强两军的了解、沟通和联系，标志着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取得了新的实质性的进展，是中美双方为维护和平与稳定所做的积极努力的具体体现。

这个磋商机制内容包括年度会晤、专门会议和工作组会议，总体运行比较顺利，但因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而中断过两次，2020年“因为美军方不专业、不友好和不具建设性的做法”，导致年度会晤未能如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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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与美军“马斯廷”号驱逐舰在南海“同框”。确保海上相遇安全成为严峻而现实的考验。（图源：美国海军官网）

2021年12月15日至17日，据美军发布的消息，美国印太总部、太平洋舰队及太平洋空军代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代表以视频方式举行了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组和海军将领年度会议。中国国防部称，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交流，对《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并就2022年机制会议有关事宜初步交换了意见。

时隔一年磋商机制得以恢复，表明双方都有沟通接触的意愿，也反映两军保持交往的积极势头。

但也有军事专家分析认为，该磋商机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中方既关心军事行动和操作风险，也关注主权及国家安全等战略问题；而美方只希望谈行动安全问题，双方在议程设置方面争议扩大。同时，磋商机制局限于交流看法、表达关切，在约束部队行动、解决实际问题上发挥作用不大。

第二，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机制。

该机制建立于2005年，主要是落实两国元首和防务部门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并在工作层面就双方的交流对话进行议程沟通及协调，是双方就两军关系政策问题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

自建立以来，这一机制保持了稳定运行，每年举办一次。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由于美方不断对华挑衅遏压，致使中美两军关系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但两军之间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沟通。

最近一次举办会晤，是2021年9月28日至29日，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与美国防部助理部长帮办以视频方式共同主持第十六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这也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军的首次机制性对话。双方就加强两军危机管控、建立信任与合作等深入交换看法，中方重申了在有关问题上的重大关切，表达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原则立场。

第三，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这是该通话机制首次公开披露。有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军队改革后确立了“战区主战”的原则，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在指挥作战、处置一线军事问题中担负着重要职责。与之相对，美国以全世界为作战版图，划分欧洲战区、北部战区、南部战区、非洲战区、中部战区、太平洋战区六大战区。中美两军战区领导的直接沟通交流，对于一线指挥员更好掌控形势、消除分歧、作出正确决断非常重要，是处置两军现地问题、避免直接爆发冲突的“刹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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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曾表示，他的部队必须做好“今夜就开战”的准备。启动战区领导通话，旨在消除误解误判。（图源：美媒）

这三项机制是中美两军机制性沟通交流的主要渠道，随着它们的取消，有专家评价为“中美两军工作层面的沟通将陷于停滞状态”，“机制性沟通交流管道几乎全部中断，增加了双方误解误判和突发事件的可能性”。

或许是美军也看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据美媒报道，美军高层8月初多次给中方打电话，都被中方拒绝，没有得到回应。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认为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因此中美军方需要保持沟通顺畅，以减少误判风险。柯比表示，美方相信能继续与中方在非常高的层级保持军事交流，如果有需要的话，美军高层仍有机会联系中方，即使在战术层面也是如此。

中美两军沟通之门并未彻底关闭

笔者分析认为，这次取消三项机制，并非彻底关闭中美两军的沟通之门，此前也有相关机制因中美关系形势停止再恢复的先例，未来一旦中美关系好转，三项机制也有经历漫长谈判而得以恢复的可能性。同时，在特殊紧急情况下，中美依然能够借助其他渠道进行沟通，未必会像一些观点认为的两军关系处于“黑箱状态”、“黑暗森林态势”。

比如，国防部直通电话。

这是两国国防部长交流热点敏感问题的重要渠道，于2007年11月建立。

2022年4月，中美国防部长进行了最新一轮次的通话，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是一次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战略沟通。通话中，双方一致同意，中美两军要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管控风险、推进危机沟通机制建设。

2022年6月，中美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会晤，五角大楼希望对华开设更多热线，美方正寻求在美防长、美军参联会主席、美军印太总部司令与中方官员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

目前，在中美竞争对抗加剧的情况下，国防部直通电话将成为所剩不多的沟通渠道，在紧急情况下可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再比如，联合参谋部对话。

中美于2017年8月在北京签署《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构建起双方参谋机关的高层次对话。2018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了双边合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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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7日，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进行视频通话。（李晓伟 摄）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特朗普政府面临换届、政局可能陷入动荡、不排除突然发动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曾于2020年10月、2021年1月两度致电李作成，向对方保证两国不会突然开战，如果开战则会提前发出预警。

这个所谓的“密电”曝光后，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米莱为其行为辩护称，这两次通话是“例行公事”，是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安抚盟友和对手，确保战略稳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对话机制在管控危机中的作用。

今年7月7日，李作成应约与米莱通话，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及台湾、海空军事安全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就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发展、避免引发冲突对抗达成重要共识。新闻报道称，这是一次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战略沟通。

此外，2014年两国国防部签署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谅解备忘录，2015年双方就新增“军事危机通报”“空中相遇”附件达成共识，2017年两国建立外交安全对话机制，积极加强战略沟通、管控风险分歧。双方在防务部门、陆军、海军、空军等层面开展机制性交流，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院校交流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这些沟通渠道，都为控制风险提供了安全阀门。

有军事专家认为，中美两军长期在一线接触、相互有一定程度了解，这是管控风险的现实条件。由于美舰机常年对中国的抵近侦察，中美两军“擦枪走火”事件概率一直存在，而容易发生事件的地点主要是在南海，而不是在台海。在南海地区，经过长年的侦察和反侦察，中美两军一线官兵对对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彼此可以做到“心中有数”。而在台海，中国有地利之便，且解放军能力不断提高，所以主动权在中国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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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军舰抵近台湾海岸线（图源：解放军报）

结语

总之，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一轮中美关系的紧张因佩洛西窜访台湾而起，也需要美国美军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作出承诺、澄清立场、消除影响，让中美军事关系逐渐回温。

而此次中国军队在“锁台”军演中展示出的能力，也标志着两岸关系、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阶段，美方必须基于现实能力，重新评估和确立中美军事关系的基点，寻找扩大合作、正视分歧、管控冲突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