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奥兰多里出来的冷冻船。船里装载的是新尸，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般舷的鲜血和残肢给白腻的帆布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

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CIA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者的几把旧步枪上。

那些挂旧步枪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枪击五块，炸三块，”CIA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步枪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二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中东的自由战士象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照应，弹药充足，小警察也不来作梗，在酒吧多开了这么三五枪，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卖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卖，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斗士，战士，头几批还没杀痛快，欧洲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斗士，战士，欧洲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卖那已经送到河埠头来的尸体，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卖呢?房租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手，买子弹，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巴黎去杀吧，”在巴黎，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须说道：“不要说巴黎，就是摇到伦敦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枪击五块，炸三块。”

“到巴黎去杀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巴黎要过两个签证，哪里来的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CIA是拿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的杀人是七块半，今年的杀人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哪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恐怖份子可怜，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杀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名杀手停在那里了。”

三四把旧步枪从石级下升上来，旧步枪上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炸弹袋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躺在敞口船里的尸体可总得卖出;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情报机构。CIA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

在尸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伤口浅和深的争持之下，结果船埠头的运尸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没了这船那船之间的空隙的鲜血和残肢就看不见了。

“先生，给现洋钱，华盛顿，不行么?”血淋淋的尸首换不到淡绿的现洋钱，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枝水笔的手按在键盘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美分。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只有钞票。”

“那末，换花旗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花旗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欧洲央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祆的弹药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中情局，另一批人又从船埠头跨上来。同样地，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中东的战乱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尸首送进CIA的廒间，换到了并非淡绿的现洋钱的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