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里，美国一直在想办法影响中国的行为。对于北京越来越彰显决断力的行为——从经济间谍到人造岛屿——华盛顿的反应大部分属于隔靴搔痒。美国领导人正在考虑一个新选择——经济制裁。传统的观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大而不倒”，华盛顿对于北京基本没有可行的经济制裁手段。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当现实一些，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的确是不明智、不可行的。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其它的制裁方式，或许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改变中国的行为方式。

华盛顿内部对于制裁中国问题的争论中，令人吃惊的现象是，这个问题竟然这么迟才被摆到桌面讨论。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几乎制裁了所有与国家安全顾虑有关的国家，除了中国。伊朗、俄罗斯、朝鲜和恐怖组织发现他们不但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制裁，而且国际社会也一边倒地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认为需要更多切实可行的政策选择，因此发布总统令，授权财政部制裁所有参与恶意网络行为的国家、地区和组织，也包括中国。去年在习主席访美之前，国务院威胁要制裁一批中国个人。同样，很多总统候选人也建议美国对中国那些参与网络攻击的机构和企业实施制裁。

但中国毕竟不是俄罗斯和伊朗，对北京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既不明智，又无收效。尽管中国近期的经济遭遇困境，但鉴于它的整体经济实力，美国政策制定者以网络攻击和地区霸权为理由，恐怕无法号召起全面的经济制裁运动。而且，中国不同于强烈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和伊朗，它具有非常多元化的经济体，对制裁有超强的弹性适应力。即使真的给予制裁，中国可以利用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给予回击，给美国企业和美国的全球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如果北京把全面经济制裁视为削弱共产党统治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当它面临经济困境的时刻，北京必然会做出更加激进的举措。简而言之，中国的全球地位和经济实力让它对俄罗斯和伊朗所遭到的制裁方式基本免疫。

尽管如此，美国还有一系列可以改变中国行为模式的经济手段。这些手段需要谨慎使用，目的是震慑、逆转中国个人、企业和机构所采取的具体的破坏稳定局面的行为。当然，这些手段绝非完美，但与威胁动用军事力量或者冷眼旁观中国肆意妄行比较起来，或许是政策制定者们更好的选择。

从21世纪前十年的中期开始，美国使用了高精度的经济制裁策略。华盛顿发现了制约无赖行为的新方法，就是利用美元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重要地位、私人公司对于名声的顾虑，以及美国依然是很多企业海外发展的技术集中地的事实。这种高精度的制裁方案在90年代末一度失宠之后，让经济制裁再一次成为外交政策中的有效手段。

以伊朗为例。美国利用其全球金融中心——和伊朗最大海外市场——的地位，强迫外国企业放弃与伊斯兰共和国的生意往来。美国财政部威胁各家公司，要么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中做生意（继续使用美元作为交易货币），要么与伊朗做生意。大量外国公司因此停止了与伊朗的生意往来，给伊斯兰共和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这种采取有效经济制裁的能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伊朗回到了谈判桌前，并最终放弃了核计划。

同样，美国也对俄罗斯使用了高精度制裁方案，目的是遏制莫斯科为其大规模外债融资的能力，和阻止它开发关键能源。制裁方案利用了美国单方面的优势，比如卓越的科技能力和具有吸引力的资本市场。制裁内容是阻止美国能源企业为俄罗斯公司提供用于开采石油资源的尖端科技。美国和欧盟的制裁还禁止西方金融公司持有俄罗斯的国债或抵押资产超过30天，这让俄罗斯公司无法获取必要的资金来应对债务到期的威胁。

政策制定者们见证了这些制裁手段的强大威力，因此认为它们可以被用来解决更多的外交政策问题。正如美国财政官员戴维?S?科恩在201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金融实力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们将会比以前在更复杂的环境中更频繁地使用这种方法。”

不出意料，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使用这种方法遏制中国的行为越来越感兴趣。白宫官员曾经威胁对网络攻击发动者进行制裁，同时，政策制定者也调查过这种制裁是否会遏制中国越来越激进的海上行为。根据政府的公开表态和私下会谈，很明显美国越来越可能使用经济武器来约束中国的行为。

但是有效使用全面制裁手段来震慑中国的经济间谍和海上霸主行为，似乎困难重重。首先，实施制裁在美国政治内部难以通过。大部分美国政策制定者都认为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很多机会，中国的经济活力让数亿人脱离贫困，带动了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北京的政治影响力可以分担一些问题，比如环境变化、核扩散。中国逐渐膨胀的军事力量还可以与美国合作，执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非战斗人员的撤离和海外维和任务。

出于这些原因，奥巴马政府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利益的分享，而不是意见的分歧，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将会严重影响到双边关系。例如，授权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进行制裁，美国法律要求总统宣布美国遭到了不寻常的严重威胁，并给予紧急响应。尽管这种声明是美国进行制裁之前的形式上的举动，但宣布中国的行为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威胁，似乎是奥巴马政府不大可能做出的政治表态。

其次，为全面经济制裁获取国际支持困难重重，甚至不大可能，除非中国的行为进一步升级。美国成功地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前，是因为国际社会的统一行动。同样，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之所以造成经济剧痛，是因为多方一致的行动。欧盟和亚洲盟友在两件事情上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分担经济压力。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伊朗和俄罗斯不会把制裁当作一回事。鉴于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很多国家恐怕不会统一实施制裁，除非局势向极端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经济从本质上说，比俄罗斯和伊朗的那种较单一的经济模式更具有弹性。中国的经济总量意味着全面制裁不会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但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而且，中国在国际贸易体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生产者和成品消费者角色，寻找其替代角色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中国的市场与能源市场不同，贸易各方可以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之后迅速做出反应，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牢不可破。简言之，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市场地位确保其可以有效应对美国单方面的经济手段。

第四，中国对于制裁的反应有可能是致命的。与俄罗斯和伊朗不同，中国有能力严重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全球范围。尽管美国在冷战之后频繁使用制裁手段，但它从未对一个具有如此强大反应能力的国家实施过制裁。而北京可以同时动用双边和单方的经济响应策略。中国也可以对美国企业实施制裁，或者让某些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生意举步维艰。很多美国企业在打开中国市场时，就已经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挑战，这导致包括谷歌在内的很多公司放弃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同样，近几个月，中国威胁对美国国防产品生产商采取次级制裁措施，因为它们以美国新宣布的计划为借口向台湾出售武器，以此来断绝它们与中国大陆市场的业务关系。北京可以对美国的盟友采取同样的行动，甚至额外附加各种经济条件，比如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出口。中国以前采取过很多类似的行动。

美国的制裁还有可能遭到中国在其它领域的报复。中国或许会采取行动削弱美国全球经济中心的地位，比如拉低对美国金融制度的信心，或者快速转换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贸易和投资。中国还会在南中国海更激进地宣称领土主权，加紧军事化步伐，在公共海域和领空更频繁地与美国船只和飞机对峙。中国还会在其它一系列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从气候变化到伊朗的核武器问题。

针对中国的全面经济制裁或许是不明智、不可行的，但是一些比较有限度的制裁方案或许能以更小的代价改变中国的行为。专门针对中国的个人、企业和机构所进行的被国际社会认为的“坏事”——尤其是商业间谍行为——的制裁方法，或许会有一些效果。另一方面，制裁或许对于海上领土纠纷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当考虑具体的制裁方案时，政策制定者们必然会提出5个问题。首先，当前的政府机构有具体的制裁方法吗？其次，这样的制裁可以确保对方改变行为方式吗？第三，外国盟友愿意采取一致行动吗？第四，被制裁的对象将如何回应？反制裁措施会带来什么损失？最后，制裁会强化还是削弱所谓“好行为”的约束力？会加强还是弱化美国未来采取制裁措施的能力？这些问题的答案会根据具体的制裁措施而有所变化。

反击中国的经济间谍：高精度制裁在网络领域效果最为明显。美国已经对针对私人企业的网络间谍行为有了警惕，司法部确定了5个中国军事黑客。FBI的报告称，从2015年开始，网络间谍事件增长了50％。美国官员把苗头指向中国，它参与了部分性质最恶劣的行为，包括针对人事管理办公室的大规模黑客攻击，中国人窃取了2000多万份美国公民的保密信息。尽管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宣布“相互谅解”，两国政府不会参与任何网络经济间谍行为，但早期的报告显示由政府资助的中国黑客依然在进行所谓的“历史上最伟大的财富转移”任务。

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资产的中国人可以被现有的美国机构准确识别出来，因此可以明确地阻止这些人继续在美国做生意，或者断绝其与美国公司的生意往来。尽管这种方法无法迫使主要关注本土消费的中国企业改变行为方式，但可以向与美国有关系的公司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这样的行为会面临巨大的风险。这种制裁方式可以附加其它保护贸易机密的举措，以展示美国对此事的严肃性。

从国际角度来看，高精度制裁或许对其它遭受中国网络间谍困扰的发达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制裁给这些发达国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极为有限，因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已经在阻碍它们的经济发展了。而且，中国制裁其它国家网络间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美国法律本来就禁止这种行为。中国的机构已经对美国企业发动了连续不断的网络攻击，仅仅制裁其中的部分企业，或许不会彻底改变目前的现象。中国当然可能在其它领域采取行动，但是高精度制裁可以让美国划定自己的一条红线，让美国及其盟友摆出明确的立场，坚决支持网络空间的行为标准。

在海洋领土纠纷问题上反击中国的经济胁迫。

另外一个潜在的高精度制裁领域，就是反击中国在有争议的海洋领土上肆意挥舞经济大棒。北京为了巩固对南中国海的掌控，正在有争议的海洋上建造“沙长城”。中国还使用海岸警卫和渔船驱逐东海和南海的其它国家船只。北京动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限制从菲律宾进口热带水果，限制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以回应它们的领土要求。更重要的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联邦的塞班岛等地区的投资，是为了警告美国及其盟友在和平时期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为了把军事行动真正演变成冲突。

针对某些行为的反击措施已经初见成效。例如，美国、欧盟和日本向WTO申请仲裁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行为，并在2010年获得了WTO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表示反对在有争议的岛屿上进行建设，并且在距部分岛屿12海里的位置进行监控。尽管如此，岛屿的建设在最近几个月加快了速度。

目前，美国官方并没有现成的方法来制裁海上领土纠纷的恶劣行为。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制裁对象，最显眼的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道路上实施挖掘。还有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它在与越南有争议的海域架设了一个石油探井平台。而且，据说中国还邀请了一些私人和半私人公司，在众多有争议的岛屿上投资建设。如果美国总统宣布中国破坏当地的稳定局面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那么美国有可以合法地制裁中国交通建设和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这无疑会让事态升级。

针对在有争议领土进行建设的公司给予制裁，或许会改变它们的小算盘，消除破坏稳定局面的行为，从而在长远角度上缓和紧张局势。当然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公司的详细情况，包括它们与中国政治体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我们有理由详细它们会对外界的压力做出反应。例如，中国交通建设和中石油都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还计划在香港证交所上市。但中国交通建设在香港上市的日期被一推再推，原因是它们被问到了许多与南中国海施工有关的问题。中国交通建设和中石油会发现，如果它们被列入外国资产管理局的特别名单中，它们的商业伙伴关系和用美元交易的能力都会被削弱。这接下来会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融资能力和运作能力。这种措施或许不会完全阻止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但是会让中国和公司和北京的声誉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尽管美国的高精度制裁可以有效地改变部分公司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但依然存在着一些困难。首先，该地区的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行为，所以恐怕很难号召起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来达成真正有效的制裁。其次，美国必须要考虑是否对其它国家在有争议的海域采取过类似行动的公司也给予制裁。第三，中国领导人或许会设法弥补美国的制裁给部分公司造成的损失，制裁的效果因此会打折扣。同时，中国或许会在其它握有主动权的领域采取反击行动。

北京越来越主动的行为让全球都在思考如何给予响应。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外交和军事策略基本都无法遏制中国在网络空间和海上破坏稳定局面的行为。因此华盛顿必然会考虑其它外交政策工具。实际上，有关制裁的讨论本身，也是某种震慑机制。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考虑制裁中国个人和企业的过程中，应当对制裁的效果持有现实的态度。全面制裁中国是不明智、不可行的，因此必须要有限度、有目标地制裁。而且，虽然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风险较低，但制裁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尽管如此，一个经过精确规划的经济层面回应，或许可以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行为。对中国部分个人和企业的高精度制裁可以让北京知道，华盛顿对于维持国际社会的秩序和道德规范的承诺是极为严肃的，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北京已经使用了它的经济力量改变了美国国防和商业的行为模式，甚至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友。华盛顿不应该对此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