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惊呼：中美博弈二炮异动 轮到中国跟美国讲核威慑了
2015-05-21 13:01:03
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前后，一致同意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美两国幕后博弈骤然加剧，情势复杂的中国南海成为双方争锋的据点。针对美国军方多次施压、挑衅言行，中国方面也当仁不让地予以强烈反击。情急之下，作为中国唯一可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军事手段，核武器不可避免地被抛出台面。继《环球时报》强调中国是“核大国”之后，《纽约时报》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发现中国在重新设计远程弹道导弹，使其能携带多个核弹头。
观察人士指出，双方近年来在军事层面低烈度的摩擦和冲突一直存在，“核武”方面的较量虽然难为外界所见却也并非不存在。中国新领导层执政后，对二炮、核武器重视非常，习近平的“核武观”亦随之出现。如果中美两国此番军事对抗恶化形势得不到及时遏制和扭转，或有可能重现“核威慑”的局面。
中美角逐 亮牌核武
自冷战结束后，失去唯一竞争对手的美国一直保有远超他国的军事力量。这成为“世界警察”美国维持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自身主导地位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武器。而其副作用则是越来越依赖于军事手段，以致渐有“先军外交”的趋向。在与崛起中的中国打交道时，尤其是当中国经济和影响力成长到足以撼动目前国际格局之时，美国条件反射式地使出了屡试不爽却为他国难以接受的军事压迫手段。
在诸多军事挑衅言行中，引起中国最激烈反应的是《华尔街日报》所透露的一则消息，称美国防长卡特考虑派军舰和军机进入中国近期填海造地的南海岛礁12 海里海域，以此主张“航行自由”。这种行为被普遍视为对一国主权的直接侵犯。无怪乎中国驻美大使、中国外交部、中国媒体和民间舆论群起反击。其中，《环球时报》所称的“中国毕竟是大国，而且是核大国”一语，需有特殊的注意。在该报之后，同样对本国国家利益极其敏感的美国《纽约时报》也聚焦于中国“核武器”，发表文章揭示中国目前正在重新设计许多远程弹道导弹，使其能携带多个核弹头。除此之外，在一些其他媒体和舆论中，核武器的讨论也开始升温。
“核”问题在不同媒体不约而同的出现看似突然，其实也暗示着这是中美两国在国家较量时避不开的因素，尤其是当一方表现出远超以往的遏制欲望，另一方又坚决不肯忍让之时。双方都不得不考虑对方的底牌，掂量这一底牌有可能对自身造成的伤害，进而对己方的动作做出更全面的考量和更有分寸的调整。
美国突然“兴师问罪”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中国的误判和低估。自邓小平以降，中国执政者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以此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为此，中国对己方军事力量的发展有所抑制。配合中国和平、不称霸的国家战略、发展模式和外交方针，核武器的数量、研发和应用更是被限制在较低水平。由此不仅造成中美之间军事力量长期保持较大差距，也使中国军力与国家力量之间的比配不甚相符。以“绝对”军事力量挤压几乎“不堪一击”的中方，就会成为美方基于惯性思维产生的第一反应。
中共五代“核武观”
相对于美国，中国一直以来都属弱势的一方，但是这种强弱之势却是相对的和暂时的。早在美苏两极冷战对峙，大兴军备竞赛，相互之间并且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威胁和干预之初，处于夹缝间的中国就下决心发展自己的反制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核武器和必不可少的导弹技术。毛泽东在1960年说，“我们处在包围之中，在美国原子武器的射程之内。”在1961年又说，“准备搞一点（核武器）。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1964年中国试爆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到3年时间，中国又有拥有了氢弹。
在很多后人看来，当时的中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忽视民生和国家物质发展而冒着极大的风险搞核武器，是一种决策失误，副作用明显。也有很多人认为，这在当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一是美苏两大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双方所有核武器的规模和毁灭能力令全球蒙上阴影；二是除美苏外，英国和法国也分别拥有了核武器；三是处于夹缝里的中国所处的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不仅与曾经的交战国美国相互敌视，而且与愈益霸道的苏联关系急剧恶化，对方甚至进行核讹诈。在中国拥核前后，美国、苏联和英国都动过对中国核打击的冲动。可以说，在冷战期间，中国的核反击能力是其在美苏核武恐怖对峙格局中能够保持自身安全和相对自主性的重要因素。
核武器在中国的定位可以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五位最高领导人的评定中略知一二。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邓小平则表示，“二炮政治上要非常可靠。我们的核武器只是体现你有我也有，你要毁灭我们，你也要受点报复。”江泽民说，“要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胡锦涛说，“二炮部队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使用的战略部队，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在履行军队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习近平则表示，“第二炮兵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这些领导人的评定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毛泽东是中国核力量的创建者。邓小平基本继承了毛泽东对待核武器的态度和政策，并将其管理机构“二炮”推到前台。自此之后的江胡习都已不再直接提及核武。这应是国家治理趋于制度化和现代化的表现，却也很容易被外界理解为执政者对核武有所忽略。在此情况下，中国自身对核武的限制，其“韬光养晦”的国家战略及其表现，以及世界范围内相对于冷战时期的“去核化”趋势，使得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横行20多年的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有所轻视，对中国核反击能力有所遗忘就实难避免。那么，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面前，中国或许就有必要对其有所提醒。
习近平对核武器和二炮“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的定位是对胡锦涛的继承，而后两者契合于当下时势和新执政者的治国战略。这三个短句基本体现了习近平的“核武观”。而这一“核武观”又主要有三个关键词：“战略威慑”、“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简单理解来看，核武器并不一定在于对敌国进行直接打击，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威慑”。而这种威慑是当下中国保障国家安全、谋取真正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
核武“异动”
习近平的上述“核武观”是在2012年12月5日，也就是他担任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刚满20天。当时，习近平是在会见第二炮兵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开门见山地提出其“核武观”。稍后，习近平对二炮提出极端苛刻的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更早以前的11月23日，也即习近平上位第8天，就单将二炮司令员魏凤一人晋升为上将军衔并亲自授衔。其对核武、二炮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中共对核武和二炮的态度和其发生的具体变化也十分惹眼。2013年4月的中国新版《国防白皮书》有一处细节调整引发广泛关注，它删除了中国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内容，尽管中国方面在稍后的正式场合重申了这一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承诺。事实上，中国是唯一一个作出这种承诺的国家。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一细节可大可小，不排除将来中国面临特殊情况时有条件首先使用核武器。尤其是要考虑到在不久前，朝鲜与中国关系恶化，不顾中方立场连续进行核试验，而美国亦高举“亚太再平衡”的旗帜扬鞭东指。
对中国军力保持密切关注的美国国防部稍早前公布的2015版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称，北京最强大的武器现在携带了MIRV弹头（即分导式多弹头）。这种武器就是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五角大楼表示，中国的地下发射井中拥有约20枚这种导弹。每一枚升级后的东风-5导弹很可能携带了三个核弹头，而这种升级大概覆盖了一半的导弹。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可以通过这种武器发射到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已从20枚增加到40枚左右。
据《纽约时报》披露，中国正在重新设计许多远程弹道导弹，使其能携带多个核弹头。另外，中国还选择性地升级“属于能明确飞抵美国的少数导弹”。在此之前，中国已掌握该技术长达数十年时间，却一直保持着最小核威慑能力。
尽管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中国军力持续揭露，中国执政者和军方也在有限度地公开一些信息，但核武器、二炮毕竟事关军事机密，内部变化不易为外人所知。作为中国军队中最年轻、最现代化的军种，二炮的真实战斗力究竟如何，核武器发展到怎样的层次，在过去两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还只是雾里看花。不过，在新执政者不同以往的高度重视下，这些变化都值得期待。
中美“核威慑”？
按理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仍处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是和平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那么，为什么会成为有核国家，为什么又会在21世纪再次强化其“核威慑”战略？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是由特定的现实环境所决定的。正如毛泽东在冷战背景下作出发展核武器的决策，习近平作为类似的调整也是基于当下的国际现实。
中国是《核不扩散条约》中的五个“有核国家”（美、俄、英、法、中）之一（1992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批准该条约）。虽然国际层面在维持核不扩散局面出力很多，但是该条约正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除这五国外，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均已是“核武俱乐部”成员。伊朗也谋求入席。另外还有一些恐怖组织蠢蠢欲动。
对于中国而言，核威胁近在咫尺。这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政局风险高企的朝鲜已孤注一掷发展核武器，又与中国日渐疏远时；二是奉行“先军外交”的核大国美国所带来的日益加重的压迫力。美国“再平衡”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其导弹防御系统的率先登陆。尽管其官方口径称是为制衡朝鲜而非中国，但也承认数量不断增多的导弹拦截装置可能会让北京的至少部分核弹头失效。
事实上，“核威慑”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惩罚性威慑”，又称“进攻性威慑”，即采取迅速和压倒一切的报复行为，迫使进攻者认识到得不偿失，其立足点是反击能力；一是“抑阻性威慑”，又称“防御性威慑”，即以足够的、有效的防御能力，使敌方感到无法实现预期的目的。以中国的国力和军力，其核威慑只得定位为前者，国力军力更为强大的美国却有实现后者的野心。冷战时期的美方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是“抑阻性威慑”的突出代表。
也就是说，对另一方核反击能力的遏制其实也是核威慑。在中国看来，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自然就是核威慑。这也是不久前中国极力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战区反导系统“萨德”的原因之一。但形势未必会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据日美消息人士透露，两国将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写明维持美国的核威慑力，与此同时还将加入岛屿防卫合作内容。美国和日本在南海、东海咄咄逼人的态势，朝鲜令人不安的发展倾向，无疑都将加重中国的危机感。
中国在拥有原子弹后，毛泽东曾对外表示，“我们也不相信这个东西（原子弹），这个东西是吓人的。真正打仗，用这个东西不行的，还是靠常规武器。”不过，“中看不中用”只是外界由于对核战争的恐惧产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而一厢情愿地编的一个童话。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没有人会对有核国家对使用大杀器缩手缩脚而心存幻想；又或者是在国家核心利益被破坏、侵占之时，难保不会使有核国家产生使用核武的冲动。
有观点指出，基于核武器和核战争巨大的毁灭能力，“核威慑”依赖于一个逻辑盲区。因为只有非理性才能让对方产生恐惧感，才能对对方形成威慑，而如果完全理性而遵从美好的价值理念就无法按下启动核武器的按钮。这正是核威慑令人恐惧之处，也是核威慑能够维持平衡局势的原因。
自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战略思想的基点是基于对手（包括潜在对手）的能力而非态度或动机，只有配做自己对手才配得上自己的尊重。而这正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包括提高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及不得已祭出“核威慑”。中美都是核大国，随着力量的消长难免相互争风，低烈度的“核威慑”亦难避免。不过也要时刻警醒，双方更需要的是以和平、合作、发展，而不是算计、侵害、斗争，需要掌握好相处的分寸而不应过于逼迫对方，尤其要保持对核武的控制力。
观察人士指出，双方近年来在军事层面低烈度的摩擦和冲突一直存在，“核武”方面的较量虽然难为外界所见却也并非不存在。中国新领导层执政后，对二炮、核武器重视非常，习近平的“核武观”亦随之出现。如果中美两国此番军事对抗恶化形势得不到及时遏制和扭转，或有可能重现“核威慑”的局面。
中美角逐 亮牌核武
自冷战结束后，失去唯一竞争对手的美国一直保有远超他国的军事力量。这成为“世界警察”美国维持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自身主导地位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武器。而其副作用则是越来越依赖于军事手段，以致渐有“先军外交”的趋向。在与崛起中的中国打交道时，尤其是当中国经济和影响力成长到足以撼动目前国际格局之时，美国条件反射式地使出了屡试不爽却为他国难以接受的军事压迫手段。
在诸多军事挑衅言行中，引起中国最激烈反应的是《华尔街日报》所透露的一则消息，称美国防长卡特考虑派军舰和军机进入中国近期填海造地的南海岛礁12 海里海域，以此主张“航行自由”。这种行为被普遍视为对一国主权的直接侵犯。无怪乎中国驻美大使、中国外交部、中国媒体和民间舆论群起反击。其中，《环球时报》所称的“中国毕竟是大国，而且是核大国”一语，需有特殊的注意。在该报之后，同样对本国国家利益极其敏感的美国《纽约时报》也聚焦于中国“核武器”，发表文章揭示中国目前正在重新设计许多远程弹道导弹，使其能携带多个核弹头。除此之外，在一些其他媒体和舆论中，核武器的讨论也开始升温。
“核”问题在不同媒体不约而同的出现看似突然，其实也暗示着这是中美两国在国家较量时避不开的因素，尤其是当一方表现出远超以往的遏制欲望，另一方又坚决不肯忍让之时。双方都不得不考虑对方的底牌，掂量这一底牌有可能对自身造成的伤害，进而对己方的动作做出更全面的考量和更有分寸的调整。
美国突然“兴师问罪”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中国的误判和低估。自邓小平以降，中国执政者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以此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为此，中国对己方军事力量的发展有所抑制。配合中国和平、不称霸的国家战略、发展模式和外交方针，核武器的数量、研发和应用更是被限制在较低水平。由此不仅造成中美之间军事力量长期保持较大差距，也使中国军力与国家力量之间的比配不甚相符。以“绝对”军事力量挤压几乎“不堪一击”的中方，就会成为美方基于惯性思维产生的第一反应。
中共五代“核武观”
相对于美国，中国一直以来都属弱势的一方，但是这种强弱之势却是相对的和暂时的。早在美苏两极冷战对峙，大兴军备竞赛，相互之间并且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威胁和干预之初，处于夹缝间的中国就下决心发展自己的反制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核武器和必不可少的导弹技术。毛泽东在1960年说，“我们处在包围之中，在美国原子武器的射程之内。”在1961年又说，“准备搞一点（核武器）。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1964年中国试爆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到3年时间，中国又有拥有了氢弹。
在很多后人看来，当时的中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忽视民生和国家物质发展而冒着极大的风险搞核武器，是一种决策失误，副作用明显。也有很多人认为，这在当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一是美苏两大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双方所有核武器的规模和毁灭能力令全球蒙上阴影；二是除美苏外，英国和法国也分别拥有了核武器；三是处于夹缝里的中国所处的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不仅与曾经的交战国美国相互敌视，而且与愈益霸道的苏联关系急剧恶化，对方甚至进行核讹诈。在中国拥核前后，美国、苏联和英国都动过对中国核打击的冲动。可以说，在冷战期间，中国的核反击能力是其在美苏核武恐怖对峙格局中能够保持自身安全和相对自主性的重要因素。
核武器在中国的定位可以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五位最高领导人的评定中略知一二。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邓小平则表示，“二炮政治上要非常可靠。我们的核武器只是体现你有我也有，你要毁灭我们，你也要受点报复。”江泽民说，“要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胡锦涛说，“二炮部队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使用的战略部队，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在履行军队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习近平则表示，“第二炮兵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这些领导人的评定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毛泽东是中国核力量的创建者。邓小平基本继承了毛泽东对待核武器的态度和政策，并将其管理机构“二炮”推到前台。自此之后的江胡习都已不再直接提及核武。这应是国家治理趋于制度化和现代化的表现，却也很容易被外界理解为执政者对核武有所忽略。在此情况下，中国自身对核武的限制，其“韬光养晦”的国家战略及其表现，以及世界范围内相对于冷战时期的“去核化”趋势，使得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横行20多年的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有所轻视，对中国核反击能力有所遗忘就实难避免。那么，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面前，中国或许就有必要对其有所提醒。
习近平对核武器和二炮“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的定位是对胡锦涛的继承，而后两者契合于当下时势和新执政者的治国战略。这三个短句基本体现了习近平的“核武观”。而这一“核武观”又主要有三个关键词：“战略威慑”、“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简单理解来看，核武器并不一定在于对敌国进行直接打击，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威慑”。而这种威慑是当下中国保障国家安全、谋取真正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
核武“异动”
习近平的上述“核武观”是在2012年12月5日，也就是他担任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刚满20天。当时，习近平是在会见第二炮兵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开门见山地提出其“核武观”。稍后，习近平对二炮提出极端苛刻的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更早以前的11月23日，也即习近平上位第8天，就单将二炮司令员魏凤一人晋升为上将军衔并亲自授衔。其对核武、二炮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中共对核武和二炮的态度和其发生的具体变化也十分惹眼。2013年4月的中国新版《国防白皮书》有一处细节调整引发广泛关注，它删除了中国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内容，尽管中国方面在稍后的正式场合重申了这一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承诺。事实上，中国是唯一一个作出这种承诺的国家。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一细节可大可小，不排除将来中国面临特殊情况时有条件首先使用核武器。尤其是要考虑到在不久前，朝鲜与中国关系恶化，不顾中方立场连续进行核试验，而美国亦高举“亚太再平衡”的旗帜扬鞭东指。
对中国军力保持密切关注的美国国防部稍早前公布的2015版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称，北京最强大的武器现在携带了MIRV弹头（即分导式多弹头）。这种武器就是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五角大楼表示，中国的地下发射井中拥有约20枚这种导弹。每一枚升级后的东风-5导弹很可能携带了三个核弹头，而这种升级大概覆盖了一半的导弹。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可以通过这种武器发射到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已从20枚增加到40枚左右。
据《纽约时报》披露，中国正在重新设计许多远程弹道导弹，使其能携带多个核弹头。另外，中国还选择性地升级“属于能明确飞抵美国的少数导弹”。在此之前，中国已掌握该技术长达数十年时间，却一直保持着最小核威慑能力。
尽管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中国军力持续揭露，中国执政者和军方也在有限度地公开一些信息，但核武器、二炮毕竟事关军事机密，内部变化不易为外人所知。作为中国军队中最年轻、最现代化的军种，二炮的真实战斗力究竟如何，核武器发展到怎样的层次，在过去两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还只是雾里看花。不过，在新执政者不同以往的高度重视下，这些变化都值得期待。
中美“核威慑”？
按理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仍处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是和平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那么，为什么会成为有核国家，为什么又会在21世纪再次强化其“核威慑”战略？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是由特定的现实环境所决定的。正如毛泽东在冷战背景下作出发展核武器的决策，习近平作为类似的调整也是基于当下的国际现实。
中国是《核不扩散条约》中的五个“有核国家”（美、俄、英、法、中）之一（1992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批准该条约）。虽然国际层面在维持核不扩散局面出力很多，但是该条约正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除这五国外，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均已是“核武俱乐部”成员。伊朗也谋求入席。另外还有一些恐怖组织蠢蠢欲动。
对于中国而言，核威胁近在咫尺。这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政局风险高企的朝鲜已孤注一掷发展核武器，又与中国日渐疏远时；二是奉行“先军外交”的核大国美国所带来的日益加重的压迫力。美国“再平衡”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其导弹防御系统的率先登陆。尽管其官方口径称是为制衡朝鲜而非中国，但也承认数量不断增多的导弹拦截装置可能会让北京的至少部分核弹头失效。
事实上，“核威慑”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惩罚性威慑”，又称“进攻性威慑”，即采取迅速和压倒一切的报复行为，迫使进攻者认识到得不偿失，其立足点是反击能力；一是“抑阻性威慑”，又称“防御性威慑”，即以足够的、有效的防御能力，使敌方感到无法实现预期的目的。以中国的国力和军力，其核威慑只得定位为前者，国力军力更为强大的美国却有实现后者的野心。冷战时期的美方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是“抑阻性威慑”的突出代表。
也就是说，对另一方核反击能力的遏制其实也是核威慑。在中国看来，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自然就是核威慑。这也是不久前中国极力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战区反导系统“萨德”的原因之一。但形势未必会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据日美消息人士透露，两国将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写明维持美国的核威慑力，与此同时还将加入岛屿防卫合作内容。美国和日本在南海、东海咄咄逼人的态势，朝鲜令人不安的发展倾向，无疑都将加重中国的危机感。
中国在拥有原子弹后，毛泽东曾对外表示，“我们也不相信这个东西（原子弹），这个东西是吓人的。真正打仗，用这个东西不行的，还是靠常规武器。”不过，“中看不中用”只是外界由于对核战争的恐惧产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而一厢情愿地编的一个童话。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没有人会对有核国家对使用大杀器缩手缩脚而心存幻想；又或者是在国家核心利益被破坏、侵占之时，难保不会使有核国家产生使用核武的冲动。
有观点指出，基于核武器和核战争巨大的毁灭能力，“核威慑”依赖于一个逻辑盲区。因为只有非理性才能让对方产生恐惧感，才能对对方形成威慑，而如果完全理性而遵从美好的价值理念就无法按下启动核武器的按钮。这正是核威慑令人恐惧之处，也是核威慑能够维持平衡局势的原因。
自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战略思想的基点是基于对手（包括潜在对手）的能力而非态度或动机，只有配做自己对手才配得上自己的尊重。而这正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包括提高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及不得已祭出“核威慑”。中美都是核大国，随着力量的消长难免相互争风，低烈度的“核威慑”亦难避免。不过也要时刻警醒，双方更需要的是以和平、合作、发展，而不是算计、侵害、斗争，需要掌握好相处的分寸而不应过于逼迫对方，尤其要保持对核武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