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校友突然成了名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98届毕业生伍继红的故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居然沦为贫困地区的低保户，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生结局。在人们的想象中，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即使不是锦衣玉食，也定当衣食无忧。正因为如此，该事件才会在网上引发轰动，就连她母校的领导也亲自出马探望，热心的校友们则纷纷解囊慷慨相助。我和伍继红在求学期间从未谋面，但却是在同一时间走出人大校门，也就和她一起体会到了大学生自谋职业的艰辛。当然，我是有北京户口的博士生，加上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经历，在求职的道路上自然比来自农村的本科毕业生伍继红占有更大优势。
如果不移民加拿大的话，或许我一辈子也无法理解伍继红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那时，还未亲身领教过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厉害的我根本想不到，商品与市场所认可的只是赚钱的能力，学历与才华从来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名牌大学的学位也就无从成为就业的可靠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并不需要改造社会与启发民众的学识，也无意提高国民的知识素养。资本家需要的是在现实存在的状态下审时度势进行商业决策的本领，是察言观色建立广泛人脉以贩卖商品的技能。这样一来，与这些活动无关的专业的毕业生也就很难在工作上大展宏图，他们在职场上不受青睐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了。除了比尔∙盖茨及扎克伯格等极少数商界巨头可以呼风唤雨以外，绝大多数日常的商业活动实在是不需要太多的书本知识与太聪明的头脑，除非你的知识与头脑能够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在缺乏制度性人才保护措施的体制之外，有些时候名牌大学的学位反而会成为就业的障碍。据说，伍继红毕业后曾在某私人教育机构短期任职，后因不能适应公司的工作环境而辞职。我无从得知伍继红辞职的前因后果，但是不难想象，当她脱离体制内的生活轨迹，进入一个以赚钱为日常运营目标与衡量员工能力大小的盈利机构，那种所学不能用，所用非所长的残酷现实，必会令其产生一种强烈的无能为力感，名牌大学的光环无疑更加重了这种痛感。
无可否认，伍继红对自己的人生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或许象某些人所言，伍继红的情商真的不高。在一连串的生活打击面前，她不幸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人生选择，才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今日难以挽回的人生悲剧。然而，如果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就算不能如其所愿留京工作，她也会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个体制内的好职位，过上温馨舒适的小日子。即便是日后家庭的变故袭来，在工作单位的集体呵护之下，也会有惊无险地顺利渡过难关，断不会一再被迫做出令人震惊的婚姻选择。然而，计划经济的解体在彻底摧毁了对高学历人才制度性的培养与保护之后，又进一步瓦解了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保障与支持。双重社会保障的丧失要求伍继红必须完全依靠私人资源来应对一切生活难题，这就将初入社会又无任何家庭资源可供利用的伍继红推向了以一己之力克服重重难关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情商的重要性自然也就呼之欲出。伍继红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在社会以相对比较公平的方式所提供的大学教育中所获得的知识与智商，已经不再是人生旅途中所向披靡的有利武器，只有发展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情商才是在现代社会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当贫寒子弟在学校里寒窗苦读所获得的知识，已经抵不过富家子弟在家庭生活中所自然习得的情商和顺便沿袭的社会资源，寒门也就再也难出贵子了。当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从大学这一社会领域转向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社会规则也就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公开认可了人生命运家族传承的合法性。如果这一趋势不能得到有效扭转，阶层固化的符咒将把整个国家的活力与创造力扼杀殆尽。
记得小时候常常在电视里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报道，哪里想到这样的悲剧有一天会在神州大地我的校友身上上演。伍继红的悲惨遭遇显然是改革开放后一些人执意鼓吹与西方接轨的必然结果，唯一不同的是，在西方人们对伍继红式的人物早已司空见惯，视为常态，无论如何也不会造成如此轰动效应。因此，我在大洋彼岸真诚地希望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与强弩之末的西方尽快脱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伍继红式的人生悲剧再度重演！作为人大校友，我也借此谨祝伍继红师妹在娘家人的帮助下东山再起，早日归队！
在伍继红事件持续发酵之际，我想起了另一位不幸沦落社会底层的名校高材生，才华远在伍继红之上，却比伍继红命运更加凄惨的高端人才——蒋国兵博士。蒋国兵曾经有着极其辉煌的个人经历：湖北省高考状元、清华大学物理学学士、硕士和副教授、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和博士后。然而，一次错误的人生选择却彻底葬送了蒋国兵刚刚绽放的大好前程。　　
2001年，在汹涌澎湃的出国大潮中，蒋国兵辞去清华大学的教职，举家移民加拿大。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被公知们吹捧成人间天堂的西方国家，知识一钱不值。即使是像蒋国兵这样才华横溢且同时具有美加两国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移民加拿大后他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竟然是油漆工！堂堂的双博士蒋国兵在这个低微的工作岗位上干了大半年，收入总共只有五千加元（两万多人民币）。2006年7月26日，万念俱灰的蒋国兵从多伦多一座高速公路立交桥上纵身跳下，结束了自己年仅四十四岁的生命。蒋国兵的遗孀卢彩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透露，蒋国兵移民后一直怀才不遇，发出的简历无一不石沉大海，他因此变得郁郁寡欢，最终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及经济压力之下走上了绝路。卢彩蓉明确表示，是“这张移民纸断送了他的生命”。蒋国兵之死瞬间轰动了整个加拿大华人社区，在加拿大饱受欺凌与磨难的华人同胞难免生发出世道不公的感慨，人们在蒋国兵的灵堂上挂出了这样一副挽联：“天降噩耗人竟魂亡置疑难信，如此韶华壮志未酬唏嘘叹息”，愤懑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全加华人协进会（平权会）多伦多分会执行董事KarenSun指出，“这一事件提醒我们中国移民所面临的经济与情感艰辛”，一言道尽了高学历华人精英在西方“民主”国家异常艰难的生存现实。　　
面对如此人间不平事，那些对中国社会的些微不公动辄吹毛求疵的公知们却表现得令人匪夷所思。他们非但不为惨死异域的同胞打抱不平，反而一反常态对其落井下石。广东教育学院副教授徐锡良在《怎样看待死在西方的中国精英》一文中以无耻的谎言蛊惑人心，污蔑蒋国兵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知识储罐”，还罔顾事实胡说什么“是真正的人才，在美加这样的大学体制里是不会被埋没的”。他在文章中公然叫嚣：“即使你是双料博士，如果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不能够在社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是一钱不值的”。可见，在社会不公问题上，公知们奉行的是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就是“专制”“独裁”导致的社会不公；发生在西方，则归因于不能适应“民主”“自由”的无能，是受害者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至此，公知们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如果他们真心关注社会不公，就应该东方西方一起批，而不是只对一方求全责备，甚至鸡蛋里挑骨头；对另一方则讳疾忌医、网开一面。这种只许西方放火不许东方点灯的伪善做法将公知们的真实嘴脸暴露无遗。毫无疑问，他们批判中国社会不公是假，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扬名立万才是真。因此，只有从舆论上打倒不幸成为西方“民主”社会受害者的蒋国兵们，才能彻底消除人们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冷酷现实的探寻与质疑。西方及其代理人一贯宣称，西方国家只有自由竞争的失败者，不存在社会不公的受害者，从而试图掩盖西方社会制度及社会规则不公这一客观事实。只有在极其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及社会规则之下，清华才子蒋国兵才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如果说伍继红的经历在中国尚属极端个案，蒋国兵的遭遇在加拿大则是大多数高学历移民感同身受的典型命运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加拿大社会盛产伍继红。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坂本泉（IzumiSakamoto）曾就中国大陆移民在加拿大的就业状况作过一项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中国移民不是失业就是无法找到与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工作，并因此造成诸如家庭冲突、抑郁与自杀等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参与该研究项目的所有被调查者都痛心疾首地谈及移民后丧失专业技能和原有社会地位的辛酸与无奈，他们对自己在加拿大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感到万般尴尬，特别是和留在国内的昔日同窗相比，更是心理严重失衡。很多人用“失去自我”、“没有面子”、“没有未来”、“浪费生命”等词汇来形容自己的移民生活。移民们毫不掩饰对加拿大的极度失望，认为在加拿大根本不可能过上比在国内更好的生活。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移民前对加拿大所抱的梦想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觉。此时此刻，对于这些不幸沦落异国社会底层的中国精英来讲，曾被他们百般唾弃的“专制”的中国，已经宛若失去的天堂一般可望而不可及。　　
我在加拿大生活的近二十年间，亲眼见证了千千万万个蒋国兵们的人生悲剧，他们在西方社会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对西方所谓“民主”“人权”与“自由”虚假宣传的否定与质疑。至于我本人，在西方生活的每一天，我都无时无刻不强迫自己吞咽下寄人篱下的苦果。我非常佩服蒋国兵以生命为代价抗议西方欺骗宣传的道德勇气，然而，即使是不得不忍辱负重、强颜欢笑，我却最终决定苟活于人世。不为别的，只为将我在西方所看到的听到的残酷真相写出来，即便不能警醒当世，总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的人生感受与珍贵的历史资料，只有这样我才能配得上我在西方社会所经受的巨大人生痛苦。
自鸦片战争惨败于西方之日起，中国就无可奈何地与西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之间一个多世纪的爱恨情仇几乎贯穿了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从西方所强加于我们的百年国耻中挣脱出来，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夙愿，主导着我们从认识西方到学习西方的历史演进。正是因为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历史重负，我们始终未能以好整以暇的从容心态来客观冷静地认真审视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在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的威逼之下，师夷长技似乎是识时务者最为合理的现实选择。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短期政治目的，五四一代匆匆举起拿来主义的大旗，将西方捧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然而，如此功利性的历史选择，虽然在一定时期及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却也使得我们在对西方的整体认知上陷入了一系列的思维与认识误区，给我们留下了遗害无穷的历史文化后遗症（注：作者并非否定五四意义而是从利弊辩证以及历史演变的宏观角度看待问题）。不断地检视与无限地放大自身的点滴缺陷，再将西方子虚乌有的所谓优点一并夸大比较，显然成了学习西方的唯一正途，且进一步演化为凡事言必称西方的思维定势，在神化西方的同时自我矮化成了时尚的标志与进步的象征。近年来，盲目崇拜西方的流毒更是演变成举凡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极端化与宗教化社会思潮，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自我提升与自我创新的能力与信心，成了我们继续开拓进取道路上的拦路虎。
国学大师钱穆曾称近现代以来这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深入浅出地探讨了这一问题所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并痛斥西化狂徒所宣扬的文化自卑论绝非出于正常心理，而是“文化自谴病”的病态症状。他心平气和地提醒人们“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自谴自责！”这种一味求全责备己方的片面做法遮蔽了我们的眼目，使我们无法公正客观地认识与评价东西两方的各自短长，实乃文化比较与文化交流之大忌，因为“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暇求玷便是好”。他主张“文化讨论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而从其长处来看，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以其博大、精深、和平、理性、豁达、包容、兼利与务实等特点构成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的文明成果之一。窃以为我们有幸坐守如此无价之文化宝藏却弃之如弊屡，反欲假借西方人弊帚自珍却弊病百出的蛮夷之道，实乃愚昧至极荒谬至极之举。如果我们在文化上妄自菲薄、甘居人后，以至非要东施效颦甚至削足适屡，就会永远拾人牙慧，永远被行将就木的西方牵着鼻子走。正如钱穆所言，“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在举国上下一片崇洋媚外之声中，他无奈地感叹道：“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钱穆认为只有因地制宜、别有建树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出路，只有超越西方、敢为人先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他说“若中国人不能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钱穆的逆耳忠言不谛为集体迷失在西方伪文明魅影中的中国知识界敲响了一记警钟！
其实，历史上与现实中那些学识渊博的文化泰斗从来都不是西方文化的狂热崇拜者。林语堂一生自如地游走于东西两种文化之间，不愧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大师。正是因为熟谙中西文化各自的利弊得失，他才强烈反对全盘西化的愚见与谬论，主张对待西方文化必须理性分析，合理取舍，只有“权其轻重，知其利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丰富中国文化，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整合作出卓越贡献。他在《啼笑皆非》中明确区分了对待外来文化的三种不同态度：“是故上识之士，以现代化为全世界共享有之文化，本国文化，亦必熔铸为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长，补人之长，补人之短……中识之士，眼光所及仅限本国，不足以言补救世界文化，但亦可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下识之士，仅知有我，不知他人。”可见，那些博采众长且致力于世界文化之融合、共荣与新生的人乃是“上识之士”。那些只知“采人之长，补己之短”的西学派因视野有限，只是“不足以言补救世界文化”的“中识之士”。而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的西方人，则是不折不扣的“仅知有我，不知他人”的“下识之士”。当今盲目崇洋的公知们动辄以博学多识的知识精英自居，其实只不过是才疏学浅、抱残守缺的“中识之士”。而“中识之士”竟欲引“上识之士”师从“下识之士”，岂非强人所难乎？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乎？以公知们的学识哪里能够晓得，我们的征程乃是远在他们的眼界所不能及的星辰大海！
在中国强势崛起与西方每况愈下的今天，当年促使我们翘首西盼的历史前提早已被新时代的春风荡涤殆尽。如今深陷政治经济泥潭的西方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气势冲天的西方，反观今日欣欣向荣的中国与一百多年前那个灾难深重的中国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带动下，周边国家也群起群兴。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焕发出勃勃生机，人类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大踏步迈向东方文明大放异彩的崭新时代。一百多年前，时势曾经迫使我们不得不向西方不耻下问，时过境迁的今天，时势则要求我们当仁不让地引领世界风骚。然而，崇洋媚外的妖风鬼火却日益猖獗地迷惑着我们的耳目、毒害着我们的心灵、阻挡着我们前进的步伐。正如著名企业家张朝阳所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从西方崇拜的心态、语境和文化当中走出来，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更是关系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关键所在：“当中国开始逐渐强盛的时候，需要在很多方面承担领导这个世界的义务和责任时候，正因为我们这样一种西方崇拜的潜意识，使我们形成不了一种不卑不亢的心态，形成不了乐天派独立的文化形态，使我们在文化方面没有什么原创精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维、新的理论，东方欲晓的新时代呼唤我们在认识西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重整思路。只有重新认识西方、重新界定西方的文化地位并重新疏理我们与西方的关系，才能使我们彻底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重拾民族自信，这将是中华民族在攀越世界巅峰途中不得不攻克的第一道难关。
八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经在国破家亡之际厉声发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令他感到欣慰的是，面对当时政治精英与社会名流的倒行逆施，仍然有大批并未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中国人没有理由丧失自信力，即使是在山河破碎之时，中华文明依然以其永恒的文化魅力昭示着人类的未来走向。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一名美国记者问他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回中国去，当听到肯定的回答后，美国人长叹一声：“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在国内听惯了种种抑东扬西论调的梁启超起初听到这些话，还以为洋人是有心奚落他。后来听多了才知道，西方的有识之士多对西方文明持激烈批判态度，反对中国寄予拯救人类的深切厚望。在他们的启发下，经过对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观察研究，梁启超终于从盲目崇洋的迷梦中惊醒，他认识到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固不可取，但是，数典忘祖、食洋不化更不足取：“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重新认识西方之后的梁启超得以重拾民族自信，并号召国人自觉担负起“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他信心百倍地振臂高呼：“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付四分之一的责任。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