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完成他的美国及联合国之行后，中国媒体陆续总结出了“习大大访美成果清单”。在这一清单中，相对于300架波音客机订单等成果，以下这项显得不那么吸睛，但却对建立亚太乃至全球金融秩序无比重要：白宫宣示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在人民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现有标准的前提下支持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审查中纳入SDR篮子。这一成果，也由习近平在两国领导人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予以确认。

尽管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但对于双方目前在国际政经舞台上的竞合互动，中美的应对政策却截然不同：中国以后来者的姿态，希望在战略上积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在战略上无法阻止中国进入第一世界的趋势下，希望从策略上尽可能长地维持其世界唯一超级强国地位。两国能否殊途同归，避免出现修昔底德陷阱？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中，美国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第一话语权，SDR一篮子货币中美元所占权重为41.9%，IMF成员国的投票权，美国的权重为16.7%。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IMF的投票权重仅为3.8%。因此，是让中国自行另起炉灶，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及其主导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重塑世界经济架构；抑或美国敞开胸怀，容纳中国在现有的第一世界经济秩序中发展？两种选项，从美国的角度看，后者显得更符合自身利益及具现实操作性。因此，美国政府在加入亚投行的立场上已经有所松动，同时也在人民币纳入SDR的课题上从之前的坚持要求中国必须先进行金融改革及增加透明度的设限，调整为更积极的正面支持。

在按投票权比重计算的前十个IMF成员国中，德国、法国、英国和加拿大都已经成立了人民币清算银行，如果再考虑到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铁票”，加上美国目前的表态支持，人民币纳入SDR只需达到IMF成员国70%以上投票权的简单多数支持，从外部条件上看其实是“万事俱备，东风已到”。

中国政府近期也在朝此方向努力，希望水到渠成，让人民币在成为国际贸易中重要的交易及结算货币之后，再一举成为全球经济的储备货币。今年8月，中国央行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短期内下跌3%，引发了全球股汇市场强烈的恐慌反应。此次汇率机制调整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让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及透明化，校正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现汇价之间的偏离，目的就是要满足IMF对于SDR一篮子货币在国际贸易及市场上必须可以广泛使用及交易的要求。

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在持有1.2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基础上，人民币如果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必然有责任、有意愿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中提升作为借款国及捐款国的作用，从而更加巩固美国所主导的第一世界经济秩序。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经济利益进一步强化，也使得双方需要更谨慎考虑冲突或战争的代价。

今年11月，IMF将重启SDR一篮子货币的审议工作。如果此次还是无法接纳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下一个通过的时间点将拖延至2020年。多一个五年的等待，这是世界两大经济体都无法承担的时间成本，无形中也增加了双方共同友国被迫“选边站”的风险。因此，IMF通过改革，增加中国的话语权并让人民币纳入SDR，将是中美两国能否相互“听其言，观其行”，成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