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国走实业救国道路，坚持了几十年才有现在的成果，美国本来是实业强国的大赢家，不过冷战后转向了走虚拟化道路，已经坚持了20多年。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当然是值得深思的。一切只不过是表象，美国遇到的麻烦是政府越做越小，财阀越做越大，而财阀是没有祖国的，只是暂时的寄居，所以冷战后美国政坛走完了一个政治生态大起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美国了，这恐怕是世界最伟大最成功颜色革命，财阀们成功地窃据了一切，美国梦碎了，终究是一场梦。

在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都曾经努力执行一种史上最为成功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重塑了欧洲和日本的政治与经济体制；造就了多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并在经济上将它们联结起来；与此同时，用超强的军事实力来保护这一战略。自马歇尔计划伊始，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一道促成了这一跨越两党党争的战略，限制军费支出以免其挤占核心经济战略推行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并且其后所有总统都在推行这一战略，一直到克林顿为止；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总统在执行这一战略方面，显得尤为积极。这一战略曾打败苏联，这个国家也曾拥有强大的军力和意识形态（无论在实践层面上如何扭曲），但却把发展军力变成了几乎唯一的优先事务。

在前总统克林顿任上，美国财政罕见地实现了盈余；但这一财富却被继任者小布什挥霍一空

美国的盟国对这一战略的效仿强化了其自身的安全形势。尽管缺乏强大军力，然而日本却仍然得以崛起成为大国。朴正熙将军接班时的韩国，是一个在经济与军事上均落后于朝鲜的国家，然而他却得以让国家战略压倒性地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如今，韩国的经济总量超越先军朝鲜的20倍有余，归功于此，韩国在各个方面均全面强于朝鲜。在印尼，为了专注于发展问题，苏哈托将军放弃了在东南亚放弃了大部分领土要求，最终让印尼成为这一地区当仁不让的领袖。中国的邓小平也是如此，他曾为了经济发展将军费开支从GDP的16%大幅削减至3%。由此，中国仅用了30年时间就成为了世界大国。

在2001年，美国放弃了曾造就其成功的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代历史中，美国有关外交政策的所有重要职位全部由防务专家所把持：鲍威尔将军出任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担当其副手（阿米蒂奇曾担任美国国务院第13任副国务卿，在老布什任期内担任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一职——观察者网注），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而所有这些人都在一位前任国防部长的领导下——他便是前副总统切尼（前总统乔治·W·布什任上——观察者网注）。

作为这一人事安排的结果，在谋划伊拉克战争中，见不到有关经济利益的呼声；任何一位经济专家都意识到了，解散（伊拉克）的整个统治阶层将会是灾难性的。即便是在发生如法国和俄国那样的大革命之后，政府仍然只能通过有经验的官僚而得以有效运行。在阿富汗，经济建设上的支出捉襟见肘；与此同时，拉姆斯菲尔德坚持该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在军队的控制下；这样，长时间积累的文官传统和半个世纪的成功就这样被粗暴打断。

在压倒性军事目标的指引下，美国如今拥有着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出于美国军队卓越的能力和热忱，比起其他的政府部门，美国人自然而然对于军队有着更高的敬意。然而，自美国的战略转变伊始，这支伟大的军队在其所打的每一场战争中均遭遇了失败，并且还将继续遭遇失败。

问题并不仅仅出在军事上，而倒不如说出在——美国现在缺少一个文官治理的领导层。砍掉经济的臂膀却仅仅依赖军事战略的独臂并非是党派性的，也不是一种经过精心计算的决定。这一战略起初由右翼共和党政府发起，而后却又由其后的民主党政府所继承。先军战略之所以持续，并非是出于清晰的战略筹划，倒不如说是基于惯性和受压于利益集团这一双重作用的结果。对增强军事力量的院外游说几乎对国会有着绝对性的支配地位——美国国会几乎对五角大楼每项武器研发和海外军事基地的经费均大开绿灯；与此同时，国务院和政府的经济部门却在忍饥挨饿。

就积极的经济政策而言，目前的问题也并非出在缺钱。大部分急需的地方行政与国际贸易开支都已经降至最低水平。在艾森豪威尔与杜鲁门的年代，资源更为稀缺，然而他们却成功调整了五角大楼的预算。此外，目前几乎全面的先军政策已经变得极其昂贵。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有可能会说，由于战略上的失衡，美国在中东与阿富汗至少浪费了2万亿美元。真正的问题其实出在（财政预算的）分配上。

一直到克林顿任上的所有总统，尤其是克林顿，都在恪守平衡的军事-经济战略，然而国会的部分地方保守势力却早在2001年之前，就已经启动了夺取美国经济领导权的渐进方案。

首先放弃美国经济领导权的是国会

支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国际体制安排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1944）；随之而来的马歇尔计划（1947），为不少穷国提供了慷慨的发展援助；美元的全球统治地位；还有通过关贸总协定及世贸组织来分享繁荣的贸易与投资体系。任何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敌人必须动摇上述体制。而这一切恰恰正在发生。

美元的卓越地位来自于美元市场的出色流动性，同时也在于对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信心，相信这两家机构能够在危机时刻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尽管美元地位已经有所下降，但仍然大大超越所有的其他方案。不过，对美国将会在危机时刻提供援助的信念却早已破碎，尤其是在亚洲。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中，美国曾动用起汇率稳定基金以避免墨西哥主权货币危机转化成为真正的灾难。尽管对墨西哥的干预并没有让美国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国会却禁止在此后再度进行类似干预。

于是，在1997年当亚洲金融风暴在泰国开始发端的时候，美国因此便袖手旁观了，而不少美国最强大的亚洲盟友都深刻感受到了什么是被抛弃的滋味。IMF的惩罚性措施摧毁了泰国经济还瘫痪了印尼的银行体系。先行于亚投行争议的倒是日本，该国曾提请建立一项复苏基金，然而美国却坚持要求日本放弃这一诉求，因为美国担心这项复苏基金会在未来与IMF相互竞争。因此，在亚洲国家的眼中，美国才是IMF灾难性政策的罪魁祸首；对美国一手造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怀疑也在不断持续。

国会所施加的关键性限制依旧如是。就在本文写就的时刻，美国已运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只有区区5项，总额333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却拥有28项，总计4990亿美元。

就在美国政府始终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同时，国会却不断地破坏这一体系。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草创之初，这两大机制根据其所可以调动资源的规模及其治理结构，是为全世界设计的。此后，为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两党总统持续地向这一体系提供支持。然而，自2009年始，国会终于放弃了这一两党长久以来秉持的共识。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

对上述共识的排斥，直接导致了有关中国建立亚投行一事上的争议。亚投行并不听命于华盛顿，其关注的是十年内总规模高达8万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世界银行（2230亿美元）与亚洲开发银行（1680亿美元）加起来的投资规模才只有区区的3910亿美元。中国，乃至美国的所有盟友，甚至连美国政府自己都要求增加投资规模，然而却屡屡在国会这里受阻。中国希望能够加强国际间的投资机制，而美国国会却总是从中作梗。

尽管旧有的国际投资体制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向海外投放了1900亿美元的贷款；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500亿美元，但随后又追加了1000亿美元；丝路基金的规模为620亿美元，而亚投行为1000亿美元。上述新生的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成为老旧布雷顿森林体系上的巨大阴影。鉴于这些投资额度规模巨大，美国拒绝向既有机制注资的决定，将注定使其丧失领导地位。

拒绝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一问题上。多年来，为了适应新变化的形势，国际社会要求进行全球治理改革的呼声不断，而这一声音恰恰来主要来自美国盟友，同时也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只不过，拒绝改革的仍然是美国国会。

摆在美国面前的选项有三：对既有国际治理体系进行足够的改进以便能够使之向世界提供必要的领导力；放弃既有体系并对新机制表现出欢迎态度；最后一种，既不对现有体制进行改进，也反对新体制的形成。前两种选项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让美国仍然保持为全球经济重要的领导力量，只不过相较而言，其他国家将获得更大影响力。不过，荒谬的是，国会所作出的第三种选择将会使得新体制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将借助这些新体制也同样获得全球的主导地位。

此外，奥巴马政府反对亚投行的有一项重要理由在于，政府不相信中国可以为亚投行提供高水准的管理，而这一论断却是根本站不住脚。一些不那么客气的观察家甚至认为，亚投行的管理水平将会超越布雷顿森林体系所造就的那些机构（世行、IMF等），这是因为亚投行正当地体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在推广“绿色”金融结构方面遥遥领先，这还是因为世界银行已经僵化，不再能够以合理的代价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出决定。在单边借出6000亿美元贷款后，基于一种多边机制的投资将会变得更有效，而这是中国决定建立亚投行的原因。这一决定恰恰与美国利益高度一致，并且受到了欧洲人的普遍支持；他们普遍认为亚投行恰恰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贸易融资遭遇了严重的奔溃——而这对亚洲贸易导向的经济结构而言，后果极其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在这一背景下，亚洲各家银行，特别是中国的银行，将会选择止损，而这并不奇怪。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业领袖（由美国人与欧洲人所主导的）已经就新的银行资本标准达成共识，这是因为就在短短的一年内，贸易信用以抵押货品的方式来获得流动性。这些标准让贸易融资相对而言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并因此导致资本持续向非西方银行流动。这一形势变化为五年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情景搭建了舞台：人民币如今已经超越欧元成为第二大最为重要的结算货币。

全球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现在已经造就了减少对美元体系依赖的氛围。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俄罗斯都在呼吁为国际货币体系寻找新出路；即便这些国家愿意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然而所遭遇过的苦痛促使他们发出这样的声音。正当美国抱怨10年内损失了300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同时——主要却是由于自动控制的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却让中国在一座城市里付出的代价就比这300万个就业机会要多。

金融海啸：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后来发生的事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促成了一场注入新兴市场的金融海啸，其影响至今才开始慢慢消退。其结果就是在全球造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过度举债，在中东和印度更是造成了灾难性的食物涨价，而这很可能就是挤破泡沫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美联储在事实上是世界的央行，然而按章程，其决策却是基于美国利益的考量。前财长约翰·康纳利曾经就美国的这一立场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总结：“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比起194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世界大部分国家如今正积极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

美国角色的进一步腐蚀也归因于让银行业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支付罚金。几十亿美元的罚金在处理对伊（伊朗）与对俄事务中如今司空见惯，但却违反了美国的银行业法规。这些罚金多数被摊派到了美国盟友的头上，因此欧洲人现在老拿美元“武器化”来说事。这影响了美国金融领导力的一个关键方面：在全世界，无论是商品价格，还是金融衍生品，或者是别的什么都以美元计价。但是，由于美元交易必须通过美国的银行体系，对国外银行而言就产生了下述风险：在本国的合法交易却会因为美国制裁而变成非法的。

法国认为上述做法并不合法。英国的渣打银行就被卷入了上述争议之中，由于这家银行并未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因而遭到美国的处罚。美国将伊朗从SWIFT清算系统（全称国际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观察者网）中孤立，还甚至威胁禁止俄罗斯使用国际清算系统，这种威胁却导致俄罗斯与伊朗积极寻求其他的替代方案。不少亚洲国家财长称之为滥用美元霸权，因为这些国家的银行必须进行美元结算，所以当美国拒绝给予对方平等地位的时候，美国事实上拥有要求这些银行上报美元账户情况的权力。

对美国滥用美元霸权的印象一旦形成，不少国家已经逐渐开始避免使用美元并且着手发展美元清算系统之外的替代方案。既然港元可以成为美元几乎完美的代理，而且又不受国际制裁的约束，因而大规模港元交易汹涌而来，并且拖累的香港维持其货币系统的能力。类似情况还包括，不少国家与企业正在悄悄取道别处，绕开SWIFT与CLS（20国集团开发的持续连接结算系统——观察者网注）。尽管美国都在试图说明每次制裁的正当性，然而对制裁的严重依赖正在损害外国人继续参与美元体系的意愿。不过，当今人们尚没有其他的更好选择；可是，人民币却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这种情况的受益者。

全球货币体系的下一步演进

正在人民币日益受到关注的时候，美国却正在失去全球货币体系下一步演进中的领导地位。香港、新加坡、汉城、悉尼、伦敦、法兰克福与巴黎都急于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鉴于美国对此漠不关心，如今北美的人民币中心是加拿大的多伦多。

对美国领导力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如今已经丧失对贸易与投资进行自由化的热情，这最主要“归功于”工会力量所主导的民主党左翼。这些人反对经济转型，目前已经在民主党成为主导力量。民主党左翼此前已经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冻结了贸易自由化协定，而目前的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同样举步维艰。不过，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却已经大踏步向前迈进了。

错误地排除中国

威胁到美国领导力的另一同等重要的风险是：美国现在正在努力推广的新全球贸易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对太平洋的未来进行了新的展望，正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不过，有一个国家却在这一系列协定中被忽略了，而这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华盛顿认为，中国并不符合TPP所要求的高标准，然而这一说法却与协定将越南与日本囊括进来的事实不符。以TPP的标准来看，越南在任何一方面都落后于中国。在外贸与投资方面，日本比中国要封闭得多，特别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意志，而日本却没有展现出来达成中国在上述过程中所达到的高标准。上海街头到处是别克轿车，与此同时，行驶在东京街头的美国汽车却少得可怜。

奥巴马虽然不遗余力地推动TPP，但排除中国无疑将成为TPP的最大“遗憾”

世界大部分国家已经得出结论，类似于美国针对亚投行的有关说法，TPP“高标准”的言论不过是在为孤立中国打掩护。美国一些重磅商界领袖指出，布什当年推广TPP而不是亚太自贸区，完全是因为TPP将中国排除在外。而奥巴马总统在每场阐述TPP的演讲中，也总是将TPP当做中国影响力的解毒剂。

不遗余力地排除中国影响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战后战略所实现的一项最为重大的成就。中国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史上最为重要的经济伙伴。两国的产品与服务贸易总额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如果算上香港，这一数据更是达到了7000亿美元之多。在2000年和2014年之间，中国对美投资总额达475亿美元，而仅在2014这一年里就实现了120亿美元的投资。中国对西方投资、生产和销售体系的积极投身；中国对巨额外国投资的开放；中国对美国制造的接纳远超美国的亚洲盟友；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所做出的英勇行为；以及中国对世贸争端裁决机制的接受。美国的穷人因此受益良多，他们得以买到大量的廉价商品，而这对任何福利体系所提供的好处都是不可比拟的。

西方厂商也将在未来受惠于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一波总数高达30亿的消费者人群。这些消费者大部分在中国，而中国市场将会成为世界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国会政治关注到了未来不可避免的摩擦，但却把这一机制的结果怪罪到中国头上，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双边利益，并因此破坏了美国的胜利时刻。美国将自己封闭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市场自由化之外，是自二战前的孤立主义运动以来，对我们外交政策卓越性的最大威胁。

对一种积极的经济战略而言，人们必须越过太平洋，放眼中国。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就曾经这样做过。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展望，正在积极推动60多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整合。通过基于共同协商标准的基础设施建设，路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会连接东南亚、亚洲大陆与西欧。中德铁路货运专线现在已经比海运快了3倍，未来还将更为迅捷。重庆正在成为巨大的中国“芝加哥”，一个欧亚大陆的区域中心。海上丝绸之路则将目标定位于把非洲与南亚整合进上述发展的蓝图之中。中国将会继续更快地向邻国开放市场，比任何正式协议所需的都要快得多。

中国正在打开丝绸之路

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的460亿美元基建计划可以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而缺少中国的援助，这一地区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恐怖主义与核威胁的温床。中国针对瓜达尔港的开发计划也有助于解决有组织犯罪、贩毒与贩卖人口等问题。有关瓜达尔港的一些协议层促成数十年间最为重要的地区和平，其中包括了有关一条分水岭上的重大妥协。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有效地促成美国自动放弃的知识产权。正如其美国先驱那样，一旦“一带一路”能够真正跨越重重险阻而得以推进的话，那么这将成为当今世上唯一一种能够保持连贯一致的战略，这一战略将有效防止损害全球稳定的暴力事件。中国的战略与美国过去的战略如出一辙，当年美国正是靠着这种战略在东南亚消灭了意识形态与宗教暴力。过去在东南亚，死于意识形态纷争的人更多，纷争的形态也更为复杂，而且全球平衡的风险更大。在正确战略的指引下，今天的问题其实更简单。

对世界而言，中美进行实质合作才能真正地开创未来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彻底先军战略就如同火上浇油；在周边只是更频繁地出现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纯粹的经济战略也会因为缺乏军事保护而失败，同时仅依靠中国，经济发展也无法得到有效推动。因此，美国存在着如下几种战略选择：

反对“一带一路”战略，因为这将加强中国的影响力。而美国的盟友将会纷纷逃离，随后遏制区域伊斯兰圣战主义将会极为困难。

在不依靠中国的情况下继续推动当下的军事行动。这将同时浪费美国与中国的资源。正如美国在冷战中所做的那样，为了保护其经济战略，中国会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

美国以其军力为中国的经济政策保驾护航。相对而言，这种做法会更有效率，不过中国在其中扮好人，美国扮坏人，中国将收获不成比例的好处。

重新评估美国的全球战略，重新平衡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并与中国展开合作，努力争取创造实质性的伙伴关系，就如同当年与中国一同抗击苏联一样。这种合作精神也有助于解决次要一级的问题，例如南海问题。虽然就上述成果而言，并不存在可靠的保障，但比起零和的军备竞赛，北京更愿意为重新聚焦双赢经济关系而付出努力。

无论美国最终决定主要与中国开展合作还是对抗，继续走在先军战略的不归路将持续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而恢复一种更为平衡的战略将会重塑美国的影响力。对美国全球领导力最大的威胁既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而倒不如说，在利益集团的驱使下，国会已经放弃了使美国赢得冷战的那种战略。泡果（美国同名连环画的主人公，诞生于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注）在上世纪70年代就知道：我们已经遭遇了敌人，而这个敌人就我们自己。